中國企業就像一個既沒有受過正式訓練又沒有足夠裝備的新兵，試圖擊退一大群入侵的法律風險敵軍一樣。在這種情況下，與準備充分的外國競爭者相比，中國企業會遇到更多的法律風險問題。
中國企業與同他們具有相似風險級別的外國競爭者相比，對法律風險預防投入的資源很少，所以中國企業實際上面臨著遭受更大損失的風險。
6月8日在新加坡舉行的中國航油(新加坡)股份有限公司債權人大會上，中航油提交的債務重組方案幾經周折，終于經債權人表決通過。雖然此后還有股權重組等一系列復雜的工作要做，但這一結果使得公司免遭清盤，中航油邁過了新加坡事件后最艱難的一道坎。
次日，該公司總裁陳久霖在新加坡地方法院出庭，接受預審聽證，他將面臨著包括涉嫌內線交易、發布虛假聲明、偽造文書等在內的15項指控。此外，中航油母公司———中國航空油料集團公司總經理莢長斌以及中航油另外兩名非執行董事李永吉和顧炎飛也將面臨兩項指控：一是觸犯了新加坡公司法157條，未向董事會披露期權交易的MTM損失；二是根據新加坡證券期貨法31條，未向新加坡交易所匯報期權交易的損失。
中國企業進入國際資本市場必須建立嚴格的公司治理結構
回顧中航油新加坡事件，除了指責其原總裁陳久霖違規操作有違商業道德外，我們還要看到：這一事件集中暴露了長期在低風險運營環境下的中國企業在進入國際資本市場時對法律風險的不夠重視，同時也暴露了中國企業特別是其海外子公司在公司治理方面可能存在的嚴重問題。因為根據中航油內部規定，任何將導致50萬美元以上損失的交易，將自動平倉。但中航油最終造成了5億多美元的虧損，直到問題充分暴露，集團才和外界一起意識到事件的嚴重性。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期貨證券研究室主任廖英敏的分析可謂一針見血。她說，中航油事件的本質原因既不在制度的缺失，也不在監管的失靈，而在于公司治理結構、內控制度和風險防范方面存在的問題。如果不是個人的權力太大，如果不是執行政策的人對規則極端的漠視，怎么能制造出這么大的虧損？這說明建立一整套嚴格的公司治理制度已經成為中國企業走進國際市場，防范法律風險所帶來的損害的當務之急。
公司內部應該設立專門的負責法律風險防范的機構或人員
為解決上述問題，中國企業應當考慮采取必要的法律風險防范措施。來自歐洲的路偉律師事務所莊恩律師建議，首先應該在公司內部設立專門的負責法律風險防范的部門或人員，對外負責對監管部門的立法、執法行為和對監管意見進行參與和應答，對內負責制定和監督執行公司相應的監管合規制度并協調公司集團各成員的監管合規行為。其次，公司還應當加強對公司員工包括高級管理人員的監管合規意識的培訓活動。
但最重要的一點是，莊恩認為，中國公司內部必須培育一種監管合規文化，將合規程序與相關商業運作管理制度相結合。另外，中國企業還需要應用信息技術進行“即時”控制和監督，同時引進獨立的審計系統來定期檢查可能存在的權力濫用。當前許多中國企業已經建立了財務審計系統，但是對絕大多數跨國企業來說，該系統還需要擴展到與監管合規相關的審計方面。因為雇員和經理為自身的利益而無視公司內部治理規則是人之天性，除非他們認識到其各種商業行為都會受到審計。
影響企業法律風險環境的因素包括：行業、組織形式、設立管轄、知識產權、采購和銷售行為發生地
在今年3月國資委召開的“國有重點企業法律風險防范論壇”上，路偉律師事務所公布了“中國百強企業法律風險環境排名”及分析報告。該所律師呂立山介紹，各企業的“法律風險評分”都是根據對一系列構成重大法律風險的因素進行綜合評估而得出的。該分析涉及的主要法律風險因素有：行業、組織形式、設立管轄、知識產權、采購和銷售行為發生地。
行業———不同的行業有不同級別的法律監管和法律風險環境。例如：醫藥和生物技術行業在行業排名中位居第一，因為該行業一般監管非常嚴格，資本要求高，涉及許多知識產權風險、并且涉及消費產品。排名第二的是銀行和保險行業，該行業存在重大法律風險，因為該行業的產品基本上都是法律文件。
組織形式———在紐約證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受到非常嚴格的監管，如果不遵守監管規定，上市公司、公司管理人員和董事將面臨巨額罰款、股東起訴、潛在的刑事訴訟，甚至可能有被摘牌的風險。而未上市的中國國有企業幾乎沒有上述任何風險。
司法管轄區因素對法律實體也起作用。如果一家中國企業在中國境外設立了一個子公司，則該子公司將受該外國法律的管轄。根據路偉律師事務所進行的另一項調查顯示，很多亞洲公司都經歷過因不遵守其它國家的環境、勞動和其它相關法律而產生了問題。與上述法律問題相關的風險不局限于實際的行政罰款和法院判決，還包括優惠稅收待遇的撤銷、公眾抗議以及對產品的聯合抵制。因此，即使中國企業在外國司法管轄區的業務很小，法律風險也可能遠遠高于該子公司實際的投資和收益。
公司設立地點———公司設立地對其法律風險有重大影響，因為與保持公司的存續、稅務等問題相關的許多方面問題都受該實體本國法律的管轄。
知識產權———一家嚴重依賴知識產權和研發的公司(比如微軟)，其法律風險遠遠高于沒有什么知識產權相關活動的公司(比如中國郵政)。
采購和銷售行為———如果購買-銷售行為發生在發達國家(如美國、歐盟)時，法律風險最大，而購買-銷售行為發生在不發達國家時，法律風險最低。
中國公司防范法律風險的三大戰略：公司治理、合同管理、知識產權
防范法律風險，中國企業首先應該做什么呢？呂立山律師介紹，每個公司要采取的具體措施取決于公司特定的法律風險環境，但是通常來講，中國企業應該針對以下方面采取措施：公司治理、合同管理、知識產權管理。
公司治理對于上市公司來說，法律風險防范措施應優先考慮的問題應是公司治理和對監督法律的遵守。
良好的公司治理不僅可以避免負面風險，而且還能創造正面收益。這對公司所有利益主體來說都是有利的。高層管理人員的注意力可能主要集中在如何避免個人承擔刑事或民事責任的負面風險方面。但是對于作為股東來說，它可能更重視通過良好的公司治理來提高公司市價總值的機會，以便其能夠獲得更高收益。
良好的公司治理價值有多大？根據里昂證券亞洲分部對新興市場公司的公司治理方法的研究，公司治理體系最好的公司獲得的市場回報最大，股票價格更高。位于該研究報告前四分之一組的公司的股票價格在3年期的時間內優勢非常明顯，在5年期的時間內的優勢則更加突出。
據觀察，中國上市公司與其他同行業公司相比，因為公司治理的因素，通常市值較低，但這既是風險，也是機遇。就像違規會給市價總值帶來數十億的損失，良好的公司治理對股東來說也價值數十億美元。
合同管理盡管通常設計合同管理時會將重點放在減少不利風險，但良好的合同管理通常反過來會帶來正面收益。
據保守估計，路偉律師事務所預計中國一個電信經營者僅僅通過改進其采購合同管理方式，5年內在節省成本并獲得額外收入方面可創造68億人民幣的價值。其他競爭性行業的公司也可通過改進合同管理來創造良好效益。
在集團公司內部實施集中采購合同的管理方法的另一個隱性收益就是加強控制。通過集中采購，在很多情況下，高級管理人員可以增強總部對集團子公司商業經營主要方面的控制權。
由于集團公司的高層管理人員要對整個集團的財務績效負責，在未來的數年里管理職權的集中化將成為中國公司的一個主要發展趨勢。合同管理的集中化是促進這一不可避免的趨勢的一種方式。
知識產權對許多外國公司而言，法律事務管理策略包括：通過系統性獲取專利性發明，創造知識產權并完成相關注冊備案。在過去的二十年里，外國公司越來越重視這種知識產權價值創造。
中國企業應進行知識產權管理審查。該知識產權審查應包括：知識產權資產管理、被許可和許可技術、研發階段的知識產權保護、保密措施、實施知識產權權利的策略、防范知識產權侵權索賠的策略。
知識產權管理還為企業法律事務部門虛擬團隊的發展提供了一個良好的平臺。大多數中國集團公司的法律部門管理都比較松散，集團公司每個子公司的法律顧問實際上都是單獨運作。每個子公司都面臨著同樣的法律事務管理資源短缺的問題。
較短期的解決方案就是成立一個由集團公司各子公司的法律專業人士組成的虛擬團隊。該團隊的核心成員都可能是知識產權專家。企業內部的虛擬團隊也可以得到外聘專家的支持。
這一方案最大化利用了現存的有限資源，同時也為所有子公司面臨的普遍問題提供了統一的解決方案。但同樣，由于這些虛擬團隊在總部人員的領導和指示下建立了聯系更為緊密的跨公司的團隊，因此該方法另一個間接的好處就是增強了總部的管理控制力度。
隨著中國企業國際化趨勢的不斷增強，中國企業所面臨的法律風險會不斷增加。因為越來越多的中國企業在境外上市并在中國境外獲得更多的業務和資產。
路偉律師事務所還預測，除非中國企業主動制定并實施完備的法律風險防范措施，在此后的若干年內，若干大型中國企業將經受法律風險因素帶來的經濟損失和其他不利后果。在一些情況下，還可能會對這些中國企業造成致命或接近致命的打擊，就像安然公司(Enron)、世通公司(Worldcom)、帕瑪拉特(Parmalat)、安達信(ArthurAndersen)等一樣。
這些風險的預警信號已經很明顯了，現在正是中國企業制定并執行相應的法律風險防范性措施的時候。否則，就像等海嘯發生以后才建立預警系統一樣，只能是事后補救。
(據法制日報；萬學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