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當西方人早已享受著一體化、世界化的成果，能夠在諾曼底、斯大林格勒、莫斯科把酒言歡的時候，東方世界依然在苦澀之中，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實力、信心、精神依然顛倒著。東方大同仍是一條漫長的路
文/余世存(作者為北京學者)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六十周年。
實際在西方，十年前就開始了對二戰的一種現代方式的紀念。1995年，俄羅斯在莫斯科主持了紀念二戰五十周年的世界性盛典；2004年，歐洲又以諾曼底登陸紀念拉開了紀念二戰六十周年的序幕，一天之內，諾曼底從一個歷史和地理名詞變成了一種現代精神、一個世界概念。
當盟國二戰老兵胸佩勛章列隊跨過綠茵草坪，當歐洲各國、美、俄的國家元首并肩閉目為和平祈禱，當包括德國陣亡軍人在內的諾曼底全體陣亡將士的白色十字架在陽光下平等而尊嚴地接受后世人們的致意時，在猶他海灘和整個歐羅巴降臨了一個巨大的句號：歐洲自相殘殺的歷史、歐洲作為兩次世界大戰策源地的歷史，正式宣告終結。
一個月前，俄羅斯紅場再次舉行了有各國首腦在場的世界性慶典。無論歐盟和俄羅斯的當下歷史如何曲折，我們可以說，他們正走在時代的前沿——一種充分一體化、世界化地看待歷史的時代前沿。
但在東方，人們對反法西斯戰爭的紀念仍顯得苦澀。
國家之間互不通氣、官方民間的紀念也多單向而不能完全放松。最關鍵的中日兩國，今天的國家關系和國民關系處于一種微妙的狀態——昔日東亞戰場的受害者、侵略者、勝利者、投降者之間，雖然維持著浮表的外交和經貿關系，但幾乎完全缺乏彼此認同并服膺的價值準則和精神取向。
六十年前，我國的媒體在報道戰爭勝利時評論說，“八年抗戰，中國慘勝。”今天的東方世界依然在這種慘淡的光景中，戰勝者和戰敗者的實力、信心、精神依然顛倒著，他們各自紀念著自己的先輩，并不解地打量著他人。
一句話，東西方世界有著同樣的起點，卻有著不一樣的收獲。
西方人早已享受著一體化、世界化的成果，他們能夠在任何地方，在諾曼底、斯大林格勒、莫斯科把酒言歡；東方人卻無法釋懷于歷史和現實的糾葛，再狂熱的“大亞細亞主義”信奉者也不敢奢望，當年東亞的交戰各方能在任何一片海灘、一個半島、一爿廣場上握手言和。從南京、上海、仰光、新加坡到諾曼底的路是一段漫長的路。
也許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之際，東方的知識界最應該做的，是檢討自己的缺席和失職行為，是總結西方知識的經驗。
一體化本就是知識者的夢想，歐洲人以五六十年的時間把這種夢想變成了現實。不單如此，西方人對戰爭的反思在戰爭結束時即已開始，六十年來，他們關于戰爭的圖書汗牛充棟，他們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的工作是實實在在的。
反觀我們東方，這方面的工作乏善可陳。在一些國家里，關于戰爭的描述、反思也仍是彼此沖突、各說各話，未能在時間和人類的尺度下激濁揚清。因此，今天東方人的紀念也就是停留在對一次戰爭、對戰爭中的人物的一種緬懷上。
東方世界一些人遠未能認清法西斯的危害，甚至東方知識對法西斯的定義也是模糊的。對法西斯的本質：極端民族主義、國家利益至上、國家資本主義、財閥政治、復興傳統的迷夢，等等，缺乏應有的警惕和反思。
當年郭沫若以文人的機敏給東方世界的人性之惡和人類之敵命名為“法東斯”，他敏感到反法西斯的戰線不僅在國與國之間，也在國家之內，在人性之內，這也正是西方人反法西斯的最大成果。不同的是，西方人有著整個知識體系、制度建設、社會成就來捍衛并保證這一成果；而我們東方人的反思和夢想往往屬于文人的“咳風唾地”，隨風消逝。
深入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今天東方國家的不能對話、發展艱難正跟法西斯的病灶沒有清除相關。
我們紀念反法西斯的戰爭勝利，但法西斯或法東斯并沒有從我們身邊消失，我們不能釋懷，因為今天的東方世界正在承受著民族國家利益與世界公民理想之間的沖突，正在承受著國民性、國情特色與普世情懷之間的沖突，正在承受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革命的樂觀主義和西方自由主義嚴重受挫的代價，正在全球化的陰影里不能自拔。
國家如此蒙塵，個人也如此犬儒怯懦，這是東方文明轉型整體危機的產物。但愿東方的知識界在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時能夠想起西方，但愿我們仍能夠對未來的東方大同懷抱夢想。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3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