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新聞周刊》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我們只知道一個詩人，世界歷史是惟一的詩人——馬克思
文/朱學勤
1914和1939年，德國發起兩次世界大戰，第一次失敗，失敗中產生魏瑪憲政；第二次毀滅，廢墟中產生波恩憲政。令人意外的是，魏瑪憲政是在本土未受威脅的環境下，自由選舉產生，十年之后，全局崩潰；波恩憲政是在外部勢力將本土撕裂，軍事占領下的產物，卻浴火重生，創造了戰后世界的經濟奇跡；40年后甚至覆蓋東部新五州，最終解決了德意志夢想百年的全德統一問題。
歷史如此吊詭，使得幾乎所有社會學、政治學、文化人類學的闡釋模式一籌莫展，瞠目其后。
德意志——歐洲的“問題兒童”
早在一百年前，德國的左鄰右舍就驚呼這個民族是天使與魔鬼的結合，平靜一些的說法，則稱德意志為歐洲的“問題兒童”。
“問題”來源于它不幸的地理環境：內部山河切割，不易統一，境內存在的大小公國，曾經比一年中的日子還要多；向外身處中歐走廊，卻敞開身軀，沒有一條天然山河為國別疆界。這個“問題兒童”的出現，首先就在于它的這一令人不安的地理特征：沒有緩沖，就沒有安全。
“問題”還來源于它奇特的歷史：日爾曼這一詞語本身是羅馬對北方蠻族的貶稱，相當于中國南方人所說的“侉子”，卻因為這一民族經羅馬恩準擁有騎馬征討的特權，看不起法蘭西、意大利所屬的拉丁語系，更可蔑視中歐平原上更為散亂的斯拉夫流民(奴隸)，傲視群雄。相比英、法，它是最后一個走進現代歷史的歐洲大國，卻遲遲不愿掙脫中世紀共同體。
1871年1月17日，普王威廉一世在凡爾賽鏡宮接受德意志皇帝皇冠的前一天，還在怨恨他的鐵血宰相：“明天是我一生中最不幸的日子，我們要為普魯士送葬。俾斯麥伯爵，這都是你的錯！”
“問題”還來源于它那些病態知識分子。在那個以浪漫主義而不是理性主義著稱的反啟蒙名單上，我們可以讀到下列偉人：費希特——呼吁民族神秘起源并以此抵抗法軍入侵；黑格爾——以日爾曼國家為世界精神最后終點；斯賓格勒——詛咒《西方的沒落》；尼采——鼓吹超人意志；瓦格納——放縱非理性澎湃熱情；海德格爾——“詩意地棲居”并以此與納粹合作。
“問題兒童”的心理障礙，糾集在因落后而羨慕西方文明，因羨慕而又生嫉恨。
普魯士的道路
什么是普魯士的道路？如果不拘泥于列寧當年的定義，這個概念還是可用：
一、崇尚鐵血。納粹崩潰后，法蘭克福公共交通曾一片混亂，電車售票員佩戴前陸軍中尉軍銜，方能維持車廂內秩序。正如《第三帝國的興亡》作者所言：這是一支有國家的軍隊，而不是一個有軍隊的國家。
二、文化優越論加民族主義再加種族主義。正如《大西洋評論》主編澤里希曼對《中國新聞周刊》記者所言：“那些經過充分啟蒙的理智型的國家，會運用民主方式應對危機，美國是新政，法國是社民黨和共產黨的聯盟，英國首先是政黨大聯合，其次是保守黨執政，而崇尚反理智的德國人，去尋求了法西斯方式。”一個民族本身落后，卻被它的知識分子創造出文化自戀的神話，集體記憶中恰好又有以往被欺凌的創傷，突然暴富立刻報復，這就是它最危險的時候。
三、以技術模仿而不是制度模仿，跨躍式崛起。英國之有幸，很容易成為后起國家實行趕超跨越鎖定的目標；英國之不幸，是它的GDP很容易跨越，它的制度文明卻很不容易模仿。德國在一代人的時間里即曾兩次跨越英國：第一次是俾斯麥后期，第二次是希特勒時代。如此崛起，將技術模仿甚至技術創新的后發優勢發揮到淋漓盡致，由此而遮蔽政治文明，成為制度層面后發劣勢。兩次跨越不列顛的是德國。
四、個人責任移交給國家、團體、集體等一切可以被稱為父權的共同體，總之是移交給“社會”。德國的地理位置處于俄羅斯與西歐之間，德意志的社會傳統也處于集體主義和自由主義之間。
普魯士道路具有超越一國疆界的普遍意義。此前人類只知道兩類現代化模式，一是英美模式，二是法俄模式，從此出現一個異類：以此“道路”命名的德、日模式。連中國都受此誘惑，三十年代的南京政府即曾悄悄模仿過。
從魏瑪憲政到國家社會主義革命
魏瑪憲政幾乎來自一個狂熱下午的口誤。1918年11月9日，德國命運戲劇性轉折的一天：
上午11點，前方39名將領決定不支持皇帝，對革命進行鎮壓；
中午12點，首相擅自發布皇帝退位的消息；
下午3點，社民黨黨魁謝德曼在柏林帝國國會大廈的陽臺上向群眾講話，結束時順口說了一句：“德意志共和國萬歲”。這就是魏瑪共和的起源，后人稱其為“沒有共和者的共和”。
魏瑪憲政生不逢時，一出生，就遭遇極左與極右政治勢力的輪番蹂躪：1919年1月，同一個月里成立的就有“德意志勞工黨”(DAP)，納粹黨之前身；斯巴達克同盟與極左派組成的革命委員會，宣布接管政權；不數日，左翼領袖被右翼“義勇軍”殺害。國民議會畏懼柏林為極端政治裹挾，遠避魏瑪小城，選舉社民黨艾伯特為共和國首任總統。
7月31日，魏瑪憲法通過，這是德國第三部憲法(1871，1848)，也是推翻帝制實行共和后的第一部憲法。回報它的是1920年卡普政變，工人組成魯爾紅軍，納粹組成褐衫黨，極端政治繼續在街頭對抗。1925年艾伯特病逝，3月啟動選民直接大選，7個候選人無人過半；第二輪再選，78歲高齡的興登堡元帥顫巍巍登上了總統寶座。
政治光譜兩極化年代，惟一有可能把這一民族帶出亂局的，是拉特瑙主導政府的短暫半年。1922年5月30日拉特瑙出任重建部部長，希特勒于兩個月后出任國家社會主義黨主席。這兩個人分別位于精神世界的兩個尖峰：前者來自于文明教養，集三千年歐亞文明于一身，是德意志令人想到天使的這一面；后者則來自一個由小市民暗室、流浪漢收容所、軍營行刑室所組合的陰暗角落，令人想到德意志還有魔鬼這一面。
拉特瑙風度翩翩，拒絕武裝護衛，自由散步于菩提樹下大街，6月24日遇刺身亡。幾十萬人自發參加葬禮，出殯結束后人群不散，黑壓壓的人群看不見盡頭。幾十萬人默不做聲，幾十萬人要討回公道，這是震撼人心的力量，假如此時去撲滅那些極右分子，德意志還來得及。但是，社會民主黨執政的魏瑪政府卻反而呼吁秩序和紀律。人群解散了，拉特瑙時代結束了，德意志最后一次自我解救的機會也喪失了。
1923年1月23日，法國急吼吼出兵占領魯爾，“短見”即“短劍”，這一劍插入德國工業心臟，魏瑪憲政應聲倒地。政府號召全民“消極抵抗”，它自己則聽任馬克貶值，以逃避凡爾賽逼債。1920年1美元合40馬克，至1923年底，合4兆2千億馬克，年底實行貨幣改革，又回到4點2馬克。一來一去，減了12個0，德意志幾乎每一個家庭、每一個人都被洗劫一空。
馬克貶值的另一面，就是納粹黨在國會大選的票箱中升值：1928年2.6%, 1932年37%, 1933年43%，加上盟黨“黑白紅”派的得票，剛好過半數。元帥哀求下士組閣，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接受組閣為總理，魏瑪憲政壽終正寢。社會心理的崩潰，是比馬克崩潰還要可怕的崩潰。如果說魏瑪憲政是“沒有共和者的共和”，那么此時開始法西斯肅清西方影響的道德運動，無論是水晶之夜，還是柏林奧運會，都是一場“沒有革命者的革命”。
“革命”以恐怖維持，恐怖有二：一種是革命群眾沉醉于勝利之中，猶如脫韁之馬嗜血濫殺；另一種是國家機器勝券在握，精心策劃，運動群眾，借此產生駭阻威懾。民眾一開始是畏懼，一旦同流合污，就不再有人愿意想起“畏懼”這兩個字。以下摘自最新出版的《一個德國人的故事——哈夫納1914至1933年回憶錄》。所有的文學作品都在描繪雪片蓮、雛菊花和稚子放長假的歡樂、初戀時光、童話背景、烤蘋果和圣誕樹。它們在乖巧、溫柔的敘述背后，在字里行間不斷吶喊：‘你難道沒有注意到，我們不受時間影響，回歸內心世界了嗎？你難道沒有注意到，并沒有任何事情對我們造成傷害嗎？你難道沒有注意到，我們什么事情沒有注意到嗎？請記住這一點，請務必注意這一點，我們向你提出請求!’”
什么是洪荒年代？詩人與劊子手共同統治，玫瑰花與絞刑架交叉并立。
浴火重生——社會市場經濟與波恩憲政
1945年5月，歐洲的“問題兒童”終于被歐洲打垮，槍聲停止的那一剎那，柏林、德累斯頓、漢堡、科隆一片死寂。
占領當局最保守的估計，就算每天拉走1000噸碎石，柏林也要30年才能清理廢墟完畢。為防止饑荒失控，美軍占領區維持戈林元帥制定的統制經濟配給制不變；倫敦工黨上臺執政，英軍占領區傾向經濟國有化，青睞左翼領袖社民黨舒馬赫，限制右翼基民盟阿登納的活動；法軍當局一如既往，只關心如何索取戰后賠款，越多越快越好；在東部，蘇軍立刻建立起他們熟悉的計劃經濟，毫不客氣。德國四分五裂，德國何去何從？
戰爭還沒有結束的時候，德國境內已經出現形形色色的地下反抗小組。但有一個地下小組不是游擊隊，不是反對黨，而是一個經濟學家的學術活動：弗萊堡大學三個經濟學教授熱切議論敵國亞當·斯密的市場經濟思想，其中一位就是曾經身患小兒麻痹癥，卻又神奇痊愈的艾哈德。
1948年7月的一天，擔任美英占領區經管會主任的艾哈德教授，進入法蘭克福北郊原法本化學托拉斯公司大樓，應召與美軍駐德長官克勒將軍談話。他擅自取消了占領軍制定的配給制度，突然開放了自由市場，等著挨訓。談話開始時，將軍責問教授，談話結束時，艾哈德卻說服了克勒，同意在西德地區實行亞當·斯密傳下來的市場經濟。
這場談話是有雙重幸運組合的，缺一不可。克勒來自美國佐治亞州，一直記得南方在南北戰爭之后遭受北軍的蹂躪，并不斷回想如果林肯能活到內戰之后，失敗的一方將會怎樣？
德國方面的幸運則來自一個好心的郵差。艾哈德參加了1944年7月20日謀殺希特勒的密謀——他應萊比錫市長的要求，起草了一份希特勒死后重建德國經濟的建議書。蓋世太保正在緝捕這位市長并在他家里守候，一個郵遞員發現后，沒有往市長家投遞艾哈德的郵件，而是在信上注明：“收信人已遷走”，退回了發信者本人。他當然不知道他此時救出的一條性命，正是德國“社會市場經濟之父”。艾哈德明白，艾森豪威爾制定的戰后德國4D計劃：非工業化、非軍事化、非納粹化和民主化，前兩項讓德國返回俾斯麥以前的農業時代，僅僅是一個軍官的意氣用事；后兩項具有建設性，但是它們卻需要前提：首先在經濟上非納粹化，才能在政治上民主化；沒有市場經濟的民主化，比魏瑪憲政都要脆弱。
在市場開放后沒幾天，市面上出現搶購，一位美國上校質問：“你怎么敢在普遍缺糧的時候放寬我們的配給制?”艾哈德回答：“上校先生，我并沒有放寬配給制，我把它取消了！”
最初的反對不僅來自社民黨的舒馬赫博士，也來自英國占領當局。而當西德人迅速從瓦礫堆中恢復生產，很快把實際生活水平超過戰后英國(這是第三次超過，是真正的超過)，英國人曾經想不通：“到底誰是戰敗者？”但是1949年之后，德國經濟開始起飛，英國人開始對艾哈德刮目相看。《泰晤士報》發表報道，稱路德維希·艾哈德教授是“亞當·斯密的頑強化身”。
德國之幸運，還在于阿登納和艾哈德同時出現。阿登納將艾哈德的市場經濟換算為競選語言——“肚皮政治”，成功擊敗令人敬畏的舒馬赫，以73歲高齡出任聯邦德國第一屆總理。阿登納喊出來的競選綱領是：“和平了，保證每天有面包！”基民盟以經濟重建為中心，獲得1949年戰后第一次選舉勝利，并在1953年和1957年連贏兩次。這14年至關重要，保證了社會市場經濟與波恩憲政跨過了不可逆的臨界點。
在魏納憲政與波恩憲政之間能夠找到的人脈聯系，也就這位前科隆市市長了。但是這一職務曾被兩個權力褫奪：國家社會主義的希特勒，以及信奉國有經濟的戰后英占區長官。在阿登納故居中有一幅歷史照片，記錄戰后內閣首次向盟軍長官匯報工作，所有人都退避在長官辦公室地毯之下，只有阿登納不卑不亢，毅然踏上了那塊地毯。
1948年盟國建議，讓西德境內十一個州的總理起草一份聯邦式憲法。阿登納全程主持了這一過程，歷時9個月。次年5月，各州批準了這一草案。因國土分裂，法案不稱憲法，而稱“基本法”，又因定都于大學城波恩，稱波恩憲政。波恩憲政對魏瑪憲政既有繼承，又有修正。魏瑪的國旗是黑、紅、金，在波恩得到了恢復；魏瑪總統權力過大，比例代表制投票造成小黨林立，議會動輒投不信任案以致內閣危機不斷，所有這些弊端在基本法內都得到了明確限制。
德意志的新生從這里開始。1954年，美國《時代》雜志評選阿登納為本年度新聞人物。1968年阿登納去世，德國民眾稱頌他為俾斯麥以來最偉大的“首相”。此“首相”不是彼“首相”，阿登納之后的聯邦德國，波恩憲政屹立不搖，經濟第三次趕超英國，這個給別人帶來災難，因而給自己帶來加倍災難的“問題兒童”終于在浴火中重生，創造了政治民主、經濟起飛的戰后奇跡。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總第22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