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宓教授備課，頗有特色。西南聯大南遷之時，文學院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經書院舊址上課，一度宿舍緊張。吳宓教授與錢穆、聞一多、沉有鼎四人合居一室。
時當抗戰初起，辦學條件簡陋，而他從容自若，依然一絲不茍認真備課，讓人肅然起敬。錢穆《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有文章回憶此事，寫道：“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雨生(吳宓)則為預備明日上課抄筆記寫綱要，逐條書之，又有合并，有增加，寫成則于逐條下加以紅筆勾勒。雨生在清華教書至少已逾十年，在此流寓中上課，其嚴謹不茍有如此。沉有鼎則喃喃自語：‘如此良夜，盡可閑談，各自埋頭，所為何來？’雨生加以申斥：‘汝喜閑談，不妨去別室自找談友。否則早自上床，可勿在此妨礙人。’有鼎只得默然。雨生又言：‘限十時熄燈，勿得逾時，妨他人之睡眠。’翌晨，雨生先起，一人獨自出門，在室外晨曦微露中，出其昨夜所寫各條，反復循誦。俟諸人盡起，始重返室中。余與雨生相交有年，亦時聞他人道其平日之言行，然至是乃始深識其人，誠有卓絕處。非日常相處，則亦不易知也。”
講課的工夫來自備課的工夫。其實，吳宓教授從走上講臺那一天開始，備課認真就很有名。去清華之前，吳宓教授曾在南京東南大學任教三年，講授《歐洲文學史》等課程，一時聲譽鵲起。
一九二三年，《清華周刊》有文章專述“東南大學學風之美，師飽學而盡職，生好讀而勤業”。其中述及吳宓授課：預先寫大綱于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文章最后大發感慨曰：“吳先生亦是清華畢業游美同學，而母校未能羅致其來此，寧非憾事者！”一位教授上課能夠做到“預先寫大綱于黑板，待到開講，則不看書本、筆記，滔滔不絕，井井有條”，可以想見其備課時曾經下過多少工夫。
多年以后，學生回憶他的教課，無不充滿崇敬之情。比如，李賦寧《懷念恩師吳宓教授》說：“先生講課，內容充實，條理清楚，從無一句廢話。先生對教學極端認真負責，每堂課必早到教室十分鐘，擦好黑板，做好上課的準備。”
溫源寧《吳宓先生》則說：“作為老師，除了缺乏感染力之處，吳先生可說是十全十美。他嚴守時刻，像一座鐘，講課勤勤懇懇，像個苦力。別人有所引證，總是打開書本念原文，他呢，不管引文多么長，老是背誦。無論講解什么問題，他跟練兵中士一樣，講得有條有理，第一點這樣，第二點那樣。枯燥，容或有之，但絕非不得要領。有些老師無所不談，卻不發任何議論，吳先生則直抒己見，言之有物：也可能說錯了，然而，至少并非虛夸。他概不模棱兩可，總是斬釘截鐵。換句話說，他不怕直言對自己有什么牽累。在事實根據方面，尤其是見于各種百科全書和參考書的事實，他是無可指摘的，只在解釋和鑒賞的問題上你還可以跟他爭論。”
什么叫對學生負責，看看吳宓教授這個“苦力”吧！
吳宓教授這種認真負責的作風不僅表現在自己備課上。劉兆吉《我所知道的吳宓先生》提及一件發生在昆明的“小事”。有一次，“一位青年教師丟了上課用的教科書，問吳宓先生是否有此書想借用一下，沒想到引起了吳先生的嚴厲批評：‘教師怎能丟失textbook(教科書)呢！一定要找到，上課前必須找到！’晚上宿舍已熄燈睡覺了，聽到后樓敲門聲，聽到吳先生高聲問：‘textbook找到沒有？’也聽到不耐煩的回答聲：‘找到了！吳先生，請放心吧，我已經睡了，就不開門了。’聽到吳先生說：‘那就好，教師不能丟textbook，下次再不能丟！’后來聽那位青年教師說，‘其實當時并未找到，怕得罪吳先生再發神經，撒了個謊’。現在想來，這件小事反映了吳先生對教育事業的認真負責，而且終生不渝。”
吳宓教授在清華講《中西詩比較》，寫過一個教學說明：“本學程選取中西文古今詩及論詩之文若干篇，誦讀講論，比較參證。教師將以其平昔讀詩作詩所得之經驗及方法，貢獻于學生。且教師采取及融貫之功夫，區區一得，亦愿述說，共資討論，以期造成真確之理想及精美之賞鑒，而解決文學人生切要之問題。本學程不究詩學歷史，不事文學考據，惟望每一學生皆好讀詩，又喜作詩，終成為完美深厚之人而已。”
赤子之心，盡在斯矣。明白這一點，對于他備課何以如此認真，再做別的什么解釋，也許就全是多余的話了。
文章來源：香港《大公報》 文/王師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