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足球之戰引發了不少討論。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這次中日兩國的政府和媒體似乎找到了一個共同立場：希望中國一些球迷不要過于情緒化，不要把兩國間的政治情緒帶到體育比賽上。
但其中也存在很大差異：中國政府和媒體是力阻比賽的“政治化”，而日方媒體和政治人物卻相反，他們借批評球迷過激，故意使事件“政治化”。
比如8月3日，自民黨內一些議員強烈要求日本政府向中國提出抗議，澄清“是不是反日教育的結果”，并對中國能否辦好北京奧運會提出質疑。
不能歸咎于教育
比賽結束，塵埃本可落定，但日本保守派人士仍不依不饒，一口咬定足球場內的“反日”情緒都該歸咎于中國歷史教育。《產經新聞》說：“要徹底消除中國的反日，就要先刪除中國歷史教科書內的抗日戰爭史”。
日本外相川口順子表示：“在這次的球場反日問題上，日本向中國提出了十多次的抗議。在教科書上，也已經通過日本的一個特別組織，同中國方面進行檢討。對于不恰當的地方，將會提出反對，要求更正。”
在這種局面下，甚至有的中國學者也表示，中國應當檢討教育中的“國際主義”缺失，要提倡“基于全球觀念的國際主義”。
筆者認為，把中國民眾中出現的非理性情緒歸結為缺失國際主義教育，責難中國記錄本國歷史的教科書不夠“國際主義”，不但不妥，而且是極其危險的。
首先，中國部分民眾的激進情緒是教育所致嗎？筆者從網絡、日常生活等許多角度觀察，發現現階段民眾對于日本的厭惡感，遠遠高于其他曾給中國帶來傷害的國家。那么同樣是教育，為什么起到的效果不一樣？而且同樣的教育，為什么兩國在上世紀80年代的“蜜月期”里，卻能保持良好的民間態度？
顯然，把現階段民族情緒的膨脹歸咎于教育，如果不是荒謬，至少是失之簡單的。連日本媒體都承認，中國的政府和媒體在整個事件中，表現的是相當克制的。其實不但是在這件事情上，近來涉及中日關系的許多事件，中國方面都保持了低調。如果換是日本媒體，恐怕做不到。
民族情緒的膨脹
足球比賽引發小部分球迷的激烈情緒，這本是任何體育賽場上，包括國內比賽中都能見到的現象。恰恰是日本政治人物在借題發揮，把事件公開引向了政治化——反觀中國，哪個政治人物出面了？其實相對于日本，中國對國際賽事的報道和態度要“國際主義”得多。熟悉中國媒體環境的人都知道，把體育競賽和政治斗爭掛鉤的言論，根本就不可能在中國公共話語中被提起。
其次，當前的國際關系仍然是以民族國家為行為單位的，世界上哪個國家實施的是“國際主義”教育呢？哪個國家真正可以做到用國際的眼光去看待本國的歷史和現實呢？力求弱化中國部分民眾中的激進情緒，不將外交糾紛轉化為民族敵視，正是中國政府和媒體一直堅持在做的，但效果甚微。這恰恰說明，中日問題，并不是“教育”或“宣傳”能解決得了的。
中國民眾借中日關系發泄情緒，恐怕原因在更深層的別處。在民族國家逐漸形成、現代化開始起步的階段，民族情緒的膨脹是民族自我意識覺醒的伴生物，根本是不可避免的。以民間保釣運動為例，上世紀七八十年代，“保釣”興起于香港、臺灣，恰恰是本地現代民族意識興起的時候，是伴隨著兩地現代化過程出現的；當時中國大陸的民眾哪里有這個概念呢？
如今大陸“保釣”運動興起，則正是因為大陸現代化進程開始、“公民社會”意識逐漸出現的結果。由此觀之，只有當中國整體經濟發展水平達到一定高度，催生出逐漸成熟的公民社會，政治人物、政府、公民團體各自的職能、職責有著更清晰的劃分，民眾有正常途徑發表對國家外交政策意見的時候，才會有更為理性、成熟的看法和行動。在民族國家上升期要求這個國家去超前進入“國際主義”時期，這要求未免太不合理。
本土認同反而不足
第三，中國的國家教育到底應該注重什么？我認為以目前中國的現代化程度來看，需要的恰恰不是空泛的“國際主義”教育，而是一種現代的“國家意識”、“公民意識”教育，是要培養公共觀念，培養國民對于本國歷史、地理、文化、文明的深刻認同。
不少中國的學生可以輕松地說出美國有多少州，日本有多少大島，卻不知道中國有多少省；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感正在喪失，而對美、日、韓等文化產品的認同卻急劇提升，這才是中國教育真正值得憂慮的地方。如果沒有客觀、理性、成熟的，對本國本民族的認同，何來對世界其他國家的客觀、理性、成熟的認同？
前段時間“古高句麗王國”申請世界文化遺產問題，引起中韓(朝)之間激烈爭論，但中國很多知識分子，都不清楚高句麗本來也是中國歷史之一部分，這恰恰暴露出，以前的教育實在是太“國際主義”了，以至于把自己的歷史“國際主義”化了。
筆者也反對激進的民族主義情緒，這對中國很有害，但我認為這股情緒的出現并非主流，而是隨著民族國家、公民社會形成過程中必然出現的支流。對這一現象是要有所警惕，需要花大力氣去盡力引導。筆者也贊成中國可以主動做出調整姿態，比如可少提“抗日戰爭”，多提“反法西斯戰爭”，但不能為此否定國家教育的自主性和主體性。矯枉過正，我們將失去更多的東西。
文章來源：《聯合早報》 文/宋念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