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7月8日電 西安“寶馬彩票案”暴露出中國彩票發行體制的弊端和法律監督的缺位。隨著案件調查的層層深入，隨著國家緊急叫停即開型彩票發售的哨音，中國彩票業何去何從令人關注。
就此，《華商報》記者采訪了國內惟一一家專門從事彩票業研究的科研機構——北京大學中國公益彩票事業研究所的有關專家。
-核心觀點
要解決中國彩票業現在暴露出來的問題，立法是重要的，但在立法之前理順彩票發行和監管體制才是更重要和更迫切的；司法公證的角色應該從彩票業中消失，因為他們公證不了隨機事件更承擔不了法律責任；彩票應該成為一種名副其實的商品進入市場，中國的彩票市場空間很大，在體制理順后，更要有科學的經營理念和發展思路。
觀點一 立法滯后在彩票領域更嚴重
專家指出，財政部接管彩票后的管理是依據國務院的一些相關文件，沒有法規，接管以后財政部研究制定了一些相應管理條例。
在中國的很多領域，“立法滯后”都是個普遍現象，彩票這塊滯后的情況相對更嚴重一些。目前很多研究者和實踐者都基本達成了一致：在目前的情況下，立法當然是重要的，但體制理順才是更重要更關鍵的，而體制理順必須在立法之前進行，否則將“法而不法”。
觀點二 立法因體制問題難出臺
專家認為，人們呼吁的《彩票法》充其量是“法規”，前后研究起草時間就不短了。要制定的這個“條例”直接指的就是體制，所以各方面的利益就難以平衡。監管部門有監管部門的想法，發行部門有發行部門的想法。但現在做的事情(彩票業)它不是行政行為，它(彩票)是要面對市場的。利益在行政部門、行政級別之間的分配問題不能平衡就自然對立法有了阻礙。
觀點三 有《彩票法》也難堵“寶馬彩票案”
專家分析，體制帶來的弊端是最要害的，行政部門———民政和體育兩家發行彩票是有行政指令的，而為了轉嫁風險就順應出現了各種承包商，現在出現的包括西安“寶馬彩票案”在內的一系列案件，就是這種體制弊端的個案表現。如果發行體制不理順，相關研究不跟上，就是出臺一部再嚴密的《彩票法》也難以解決根源上的問題。
觀點四 同級行政監管模式就沒法監管
專家指出，國家部委之間是平衡監管的狀態。財政部、民政部、國家體育總局三個部委是平行監管結構，監管的能力、范圍、程度都是有很大的限制的，不是上下級關系，也不是一個部門里的監管，彩票中心不可能直接受同級財政部門管理，它必須得聽從上級部門的行政管理。
而且，財政部監管民政部和體育總局，從行政的角度，你是沒有辦法監管的，而對各級彩票中心，因為監管部門(財政)和它不是同一個機構，難度就非常大。
觀點五 必須解決“入口”“出口”問題
專家認為，要讓彩票事業做大做強，最開始必須解決的就是“入口”和“出口”的問題。
“入口”就是由誰來賣彩票，“出口”就是誰不能再賣彩票了。目前，中國的情況是，1987年民政發行福利彩票，1994年體委發行體育彩票，原來是福彩阻擋體彩，現在是聯合起來阻擋別的競爭對象，“入口”就是這樣的，很窄，而這種現狀所致的最后結果就是寡頭壟斷形成了暗地里的惡性競爭。
而且地方彩票賣得太好了，地方長官也不高興，公益金外流了，要影響本地GDP的。搞投資的都清楚，發行彩票是個一次性投入成本的行為，邊際利潤會越來越高，所以每級的彩票中心都被意為“肥缺”，而公益金和發行費被擠占的情況也因此非常普遍，賣得越好被擠占的可能性就越大。一句話：這個體制就不是一個鼓勵把市場做大的體制。沒有合法的“入口”，不合法的“入口”就出來了，比如楊永明。
而在現行的體制下，就沒有“出口”！民政和體育兩家下設的彩票中心不管哪家出問題了，有可能就是中心主任下臺了事，但各級彩票中心仍然要存在的，就不可能出局，這個“永不出局”就不符合市場經濟規則。
觀點六 公證監督不了過程承擔不了責任
專家指出，用公證簡直就是國內彩票業的“創舉”！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彩票發售時是沒有這個的。但事實是，公證機關卻承擔不了責任！公證員在現場所作的公證是承擔不起法律責任的，他們往往只是對開獎的某個環節進行公證，比如現場這一段時間，而對于整個過程和結果，他們無法公證，新的《開獎公證細則》在彩票公證中仍然無法解決全過程有效監督這樣的問題。
“寶馬彩票案”，還有前陣甘肅華池縣的案子，搞得公證自己很被動，收了人家的錢了，就不得不給人家說那些諸如“大獎產生合法有效”的話。
公證的出現是個階段性的現象，其實游戲的公證應該讓游戲規則本身來說服人，博彩就是個隨機的東西，在國外為什么沒有公證這種現象，就是因為這個游戲的公信力已經不需要別人來“公證”了。
觀點七 彩民應有正確的彩票消費心態
專家奉勸彩民，從彩票的本質看，絕對不能把他當成一種投資。有的彩民買了七八千上萬元，就帶有賭博心態，他把買彩票當成了一種“投資”。而買彩票是一種游戲，是一種娛樂，在娛樂和游戲的趣味性的同時，假如再掉個餡餅才是彩票的本性。其實在彩票宣傳中，用詞也是有嚴格限制的，不能誘導彩民。
觀點八 彩票業應該走企業經營的路線
專家通過大量的研究，認為中國彩票業應該走“國家壟斷、企業經營、政府監管”的路子。
他們構想應該成立比如“國家彩票公司”這樣的機構來負責壟斷發行，銷售主要靠企業，最后該提多少公益金國家提走就行，而且，有公司來運作了，就有了稅收這部分收入。到時應該有一個相對專門的監管機構，比如“彩票委員會”之類的相對獨立的，而且要具備非常專業的知識，并超脫于各部門利益之上的監管機構出來，對各級公司進行垂直監管，類似于目前的銀監會、證監會這樣的監管組織，有明確的權限和監管依據而不受任何利益因素干擾。(謝正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