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70周年。紅軍被迫撤離蘇區而遠征，是以王明為主要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造成的結果。但長征本身具有偉大的意義，長征是宣言書、宣傳隊、播種機，長征途中產生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新的中央領導。
長征中，“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以下簡稱“毛張周”)中央三人領導體制的確立是極為重要的。這個領導體制經歷了一個演變過程。它從1935年1月遵義會議開始構建，至1943年3月政治局會議毛澤東正式擔任中央政治局主席、書記處主席，張聞天正式退出中央領導核心之后宣告終結，歷時八年之久。它不僅為長征的勝利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治基礎和組織保證，而且也為后來的革命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一、長征初期，毛張王“中央隊三人團”構成了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為新“三人團”取代舊“三人團”準備了條件
在中央蘇區第四、第五次反“圍剿”時，毛澤東就已被“左”傾錯誤推行者排除了在黨和紅軍中的領導權，僅保留了一個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的頭銜。1934年5月下旬，中共中央決定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實行戰略轉移。為負責籌劃戰略轉移的重大事宜，中央書記處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政治、軍事大計由博古、李德分別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
毛澤東同張聞天原先素不相識，在中央蘇區的革命實踐中才有所了解。長征開始后，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一起宿營。這時，最高“三人團”忙著指揮部隊出征，把毛張王撂在一邊，這給毛張王提供了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的機會。其間他們的話題集中在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及其經驗教訓上，三人在思想觀點上取得了共識，毛澤東影響了張聞天，張聞天又影響了王稼祥，這就逐漸形成了“中央隊三人團”。在這個“三人團”中，毛是核心人物，時任中央政治局委員、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王稼祥為政治局候補委員，紅軍總政治部主任；張聞天是三人中職務最高的，為政治局常委，處于中央核心領導層地位。他們的結合，構成政治局內反對“左”傾錯誤的中堅力量。正如張聞天所言，由于毛、張、王走在一起，這樣就形成了以毛澤東同志為首的反對李德、博古領導的“中央隊”三人集團，為遵義會議的勝利召開奠定了基礎。
二、遵義會議取消了舊“三人團”，推動了新領導體制的演進，會后不久，成立了由周毛王組成的新“三人團”
1935年1月遵義會議召開，會上，周恩來作了副報告，張聞天作了“反報告”，毛澤東作了長篇發言。值得關注的是，據陳云《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手稿記載：“擴大會中恩來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綱和意見，博古同志沒有完全徹底的承認自己的錯誤，凱豐同志不同意毛張王的意見，A同志(指李德——引者注)完全堅決的不同意對于他的批評。”從這段原始記述中可以看出：毛張王的“提綱和意見”，是遵義會議上的主導意見，并得到周恩來等多數與會人員(除博古、李德、凱豐外)的“完全同意”，代表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軍委的正確主張。縱觀遵義會議的全過程，筆者認為，有兩位關鍵人物的發言起了關鍵作用：一是張聞天的“反報告”，在政治上、軍事上起了撥亂反正的導向性作用。二是周恩來的舉薦發言，在組織上起了重新考慮軍事主帥的決策性作用。周恩來在作了副報告、聽取了張、毛、王、朱等人的發言后，“全力推舉由毛澤東來領導紅軍的今后行動”，“他的倡議得到了多數人的支持”(《周恩來傳》，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89年版，283頁)。遵義會議決定：毛澤東同志選為常委；取消長征前成立的“三人團”，仍由最高軍事首長朱德、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而周恩來同志是黨內委托的對于指揮軍事上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
1935年3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開擴大會議，討論“打鼓新場戰斗”問題。會上，大多數人都主張打，只有毛澤東堅持主張不打，并以辭去前敵總指揮的職務力爭。這件事情使毛澤東深切體會到：紅軍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么多人來集體討論，要成立一個小組，指揮戰事。毛澤東即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戰事。張聞天“很贊成”毛的意見，于3月12日召開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新的“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小組”)，以周恩來為團長，全權指揮作戰。這個新“三人團”，是紅軍長征的戰爭環境下中央最重要的領導機構。
三、1935年8月召開的沙窩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是毛澤東被確定為軍隊最高領導地位的開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團”結束、“毛張周”領導體制開始確立的標志
1935年8月3日，中央決定把紅一、四方面軍混編分左、右兩路北上：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張國燾、朱德、劉伯承等隨左路軍行動。8月19日，鑒于周恩來因患阿米巴膿腫發高燒病倒，張聞天在沙窩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由毛澤東負責軍事工作。毛澤東第一次作為政治局常委被確定為黨中央的軍事負責人，開始取代周恩來統管軍事。可以說，“沙窩換帥”是毛澤東被確定為軍隊最高領導地位的開始，也是周毛王“三人團”結束、“毛張周”領導體制開始確立的標志。9月9日，張國燾背著中央密電右路軍政委陳昌浩率軍“南下”，企圖分裂和危害黨中央。中央政治局于9月12日召開擴大會議。會議根據毛澤東的意見，通過《關于張國燾同志的錯誤的決定》。
四、“毛張周”領導體制是在同黨內“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斗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是確保紅軍長征勝利的領導中樞
從“毛張周”領導體制的形成過程中，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點認識：
第一，長征中的“毛張周”領導體制，是在同黨內長期存在的“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斗爭中建立和發展起來的。在當時黨內盛行的把馬克思主義教條化、把共產國際決議和蘇聯經驗神圣化的錯誤傾向中，毛澤東堅持正確路線，多謀善斷，張聞天擺脫“左”傾教條桎梏，撥亂反正，周恩來從博、李、周最高“三人團”中擺脫出來，形成了新的合作關系，構建了新的領導體制。他們把馬克思主義真理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求真務實，共同反對“左”傾錯誤，這是他們合作的思想基礎和共同理念。
第二，“毛張周”領導體制是以挽救黨和紅軍的前途命運為根本目的的合作，是戰爭環境下“立黨為公”的產物，而不是個人之間的合作。它是在中國革命戰爭的特定歷史條件下自然形成的，并經過考驗得到全黨全軍同志認同并不斷磨合而日臻完善的。它是確保紅軍長征勝利的領導中樞。
第三，這個領導體制的構建與形成，是毛張周共同努力和全黨全軍有識之士鼎力支持的結果。其中，張聞天對毛澤東在全軍領導地位的確立，起了最為重要的作用。正是因為張聞天、周恩來以及王稼祥、朱德、彭德懷等人的鼎力支持，毛澤東才得以進入政治局常委高層，在紅軍中的領導地位迅速上升，逐漸成為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人物。
第四，“毛張周”領導體制不僅妥善地處理和解決了長征途中的一系列軍事、政治、組織上的重大問題，確保了長征的最后勝利；而且也為長征勝利后的一系列重大斗爭奠定了堅實基礎，乃至為延安時期毛澤東思想的進一步發展和中共第一代領導集體的形成作出了貢獻。
(稿件來源：《北京日報·理論周刊》，作者：余伯流，作者系江西省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毛張周”領導體制形成大事記
●1934年5月下旬，中央書記處成立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最高“三人團”，政治、軍事大計由博古、李德分別作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
●1934年10月長征開始后，毛澤東與張聞天、王稼祥一路行軍，這給毛張王提供了經常在一起討論問題的機會。其間他們在對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及其經驗教訓的認識上取得了共識，毛影響了張，張又影響了王，這就逐漸形成了“中央隊三人團”，在這個“三人團”中，毛是核心人物。
●1935年3月10日，“打鼓新場戰斗”問題上的爭論，使毛澤東認識到，紅軍作戰不能再像過去那樣由多人集體討論，于是毛澤東向張聞天提議：成立“三人團”，全權指揮軍事。張很贊成毛的意見，于3月12日召開政治局會議，決定成立由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組成的新“三人團”(又稱“三人軍事小組”)，以周恩來為團長、全權指揮軍事。
●1935年8月3日，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隨右路軍行動，19日因周病倒，張決定由毛代替周統管軍事，這是“毛張周”領導體制開始確立的標志。——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