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農信聯社擔心：各級政府部門在清理整頓逃、廢、懸、賴金融機構債務方面力度較大，但希望這不要變成政府進一步干預農信社經營的理由；農業保險缺失，農村信用社風險屏障脆弱；央行、銀監及各級政府“齊抓共管”仍令農信社難以適從
這是一個迄今深為全國各地農村信用社關注的會議——冠名由國務院主持召開，主題是“深化農村信用社改革試點”，到會人士包括各省主管金融的副省長、省政府副秘書長、銀監局長、銀監局合作處處長以及省信用合作辦公室或省級信用聯社理事長等。
同時，國家發改委和農業部等部委也派代表參加，顯示了這次會議規格之高。
上周的會議的地點選在北京國誼賓館，業內人士多做出這樣的判斷：這次會議標志著農信社第二輪改革正式拉開帷幕。
據參會人員向《財經時報》透露，最近，國務院為農信社“第二輪改革”專門發出了“66號文件”，除了西藏、海南，其余省市都被允許進入下一輪改革；改革方案基本采用第一輪改革所依據的國務院“15號文件”，沒有大的變動。
“一騎獨進”的尷尬
一位已看過66號文的業內人士表示，文件對下一輪改革設計的惟一重要變化是，提出了對貧困省份的特別扶持問題，但具體如何扶持，文件中并沒有涉及。
本輪改革雖然仍被稱為“試點”，但實際上已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而從《財經時報》最近了解到的5個省份的基層狀況中，亦可深切地感受到這項改革推進中的艱難。
在全國各地金融系統，都可發現一個共識，即農村金融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因而大多小心謹慎。
已經實施改革的東北某省農信聯社負責人告訴《財經時報》，改革之后，聯社發展勢頭本來很好，到今年7月末，股本金已從改革前的幾百萬元猛增到8000多萬元，資本充足率上升到5.26%，比改革前提高了100.6個百分點。
但是不料，今年一些地區遭受百年不遇的大旱，農業基本絕收。該聯社今年農業信貸資金投入量大，目前看，要收回貸款將會遇到困難。估計會有大批農民退股還貸，這樣，資本充足率將很難保證在4%以上。
該聯社的尷尬，凸顯了在農業保險缺失的情況下，農村信用社的風險屏障是何等脆弱。
農村信用社自身無法抵御的風險還不止于此。據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張杰介紹，農民“因病返貧”現象普遍。如果農村社會保障問題不解決，不管銀行還是其他金融機構，經營風險都會超乎一般人的想象。
體制風險巨大
從農信社的管理體制看，從“自由生長”到委身于農業銀行，再到由人民銀行出面監管，直到如今由銀監會和央行共管——期間還有省政府負責的行業管理，加之其他基層政府也對信用社“吆喝慣了”，信用社幾乎變成了“誰都可以管但誰都不會真正負責的金庫”。
西部某省一個基層農信聯社的負責人向《財經時報》表示，近年來，農村信用社更換了許多個“婆婆”，或多或少也給信用社造成了一些損失。尤其是在人民銀行管理期間，個別信用社的損失很慘重，具體表現在個別人行官員或其他政府官員假借人行名義，在農村信用社取得貸款，至今不還。現在，銀監局又對這種歷史遺留問題缺乏有效的約束政策，最終給信用社造成人為的貸款風險。
“如果再這樣長期拖下去，對信用社生存將構成威脅。”他說。
另據記者了解，農信社員工普遍擔心的最大問題，是“養老保險交給誰”。
按照現行規定，農村信用社歸省級政府管理，那么養老保險是否也該由省級統籌？目前，如果把養老保險交給農信社所在當地基層政府，職工表示強烈不滿。因為政府級別越低，挪用養老保險的現象一般就會越嚴重；而且政府級別越低，對養老保險的保管、增值越缺乏經驗。因此，如果將養老保險交給當地政府管理，勢必給農村信用社帶來不穩定的因素。
關于處理貸款抵押資產過程中的稅收問題，沿海某省一家基層農信聯社負責人向《財經時報》表示，雖然省政府規定房產過戶費可以免稅，但這項規定也使得基層政府執行的熱情不高。
華中某基層農信聯社相關負責人表示，“現在各級政府部門在清理整頓逃、廢、懸、賴金融機構債務方面力度較大，但希望這不要變成政府進一步干預農信社經營的理由”。
小額農貸補貼機制
農村信用合作社最初由農民入股組建，隨著農信社增資擴股開始，農民老股東一般面臨著兩種選擇——要么增資，要么退股。
沿海某省基層信用社相關負責人對《財經時報》披露，原來每股1元錢，現在，自然人股每股最低1000元，法人股最低10000元。有些社員不愿增資，那么就要勸他退股，退股按1∶1的比例，社員對此很有意見，認為“現在一塊錢與當初一塊錢不等值”。
于是，對那些“既不愿增資又不愿退股”的人，聯社一般采取特殊方式處理，即“打包”另立賬戶，這部分人只能享受分紅，不能參與決策。
小額農貸如今已成了農信社扶持農業經營的主要方式，并在全國范圍內得到大力推廣。但是，這種分散的、低額度、利率優惠的貸款，給農信社發展帶來較大的負面影響。
據華中某省基層農信聯社相關負責人介紹，小額信貸應該定為政策性業務，政府應給予一定補貼。“否則，這樣的業務幾乎沒有可持續性，發展后勁不足”。
該聯社每年凈增5000多萬元存款，其中4000余萬元用于小額農貸投放。他表示，這種業務屬于“高成本低效益、高風險低收益”，如果沒有其他業務彌補損失，顯然難以長久維持。
《財經時報》就“信用社被推向市場后，支農業務能否得到補助”的問題采訪張杰時，他表示，這實質是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博弈的問題。現在農信社交給地方政府管理，那么誰來負責提供資金上的扶持？如果鼓勵農信社走向商業化，那它會不會依然有興趣做農業貸款？即使做了，恐怕也是奔著農村中的工業和商業去，而不會對單個的農民感興趣。
“多年來的經驗證明，商業性金融機構根本無法兼顧政策性和商業性兩種職能。”張杰說。
(稿件來源：《證券市場周刊》，作者：田文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