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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具有正常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的“正義感”。而人們的正義感已經否定了那個立法提案
汽車(尤其是所謂的“轎”車)在中國曾被視為權力的象征。后來，又被看成財富或地位的象征。因此，隨著汽車大量地進入城市，汽車與人的關系，便成為很容易激起人們情緒性反應的一個話題。
是否應當發展汽車，爭論的兩派至今仍然勢不兩立。而各地制定的交通法規，也帶上了這樣的情緒化色彩。先是東北某地制定地方法規規定“撞了白撞”；然后是北京市在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辦法的《征集意見稿》第六十九條(二)規定：機動車與非機動車、行人發生交通事故的，由機動車一方承擔全部損害賠償責任。
如果說“撞了白撞”還曾引起過激烈爭論的話，那機動車負全責出來之后，盡管口水橫飛，但其實談不上爭論。因為，90%的人認定該規定是不公平的——即使是那些支持機動車應負全責的人士，也并不贊成行人可以橫穿封閉的機動車專用道。他們只是說，在車、人混合的路面上，機動車經常占用行人道路，或者不尊重行人，比如下雨天高速行駛，濺行人一身泥水。這樣的司機確實不道德，但司機這樣的不當行為，并不能成為行人在封閉的機動車道路上違法橫穿的理由。
因此，從目前的輿情看，人們之所以仍然不斷地發出聲音，毋寧說是對立法者提出一種異議：立法者為什么竟然會提出這樣顯著地有悖公平、有悖行之有效的習慣的法律草案？
不管是法院，還是司機，包括有一定見識的普通民眾，都已經知道，發生交通事故后該怎樣處理，社會上已經形成了某種慣例。
這個慣例就是：如果在公路上，行人違章，機動車司機采取了一切緊急措施仍無法阻止事故發生，導致行人(或騎自行車者)死傷，此時，司機不應承擔任何法律上的責任。但是，人皆有同情之心。人家的生命和身體已經遭受傷害，為求得自己心理上的安寧，司機仍然會承擔某種道義上的責任，向死者家屬支付若干補償費。具有正常的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也會支持死傷者提出這樣的補償要求，而任何一位明智的法官，也會促使雙方達成一個合理的補償協議。也就是說，這樣的慣例一直被法院執行。
因此，這樣的慣例雖然沒有法律明文規定，但由于其已被法官廣泛地采用，因而已經成為法律，具有法律的約束力。盡管對于補償費用到底是多少，慣例不可能明確規定，但死傷者一方如提出無理要求，也會被人鄙視。
這種慣例之所以能夠成為法律，因為它已經深入人心。因此，在新《道路交通安全法》實施后發生的首例行人違章死亡案件審理過程中，司機一方堅決不愿承擔與行人同等的責任，但他也表示，本著公平人道的原則，愿意作出適當的補償，承擔30%的責任。
經由理性的反思，一個具有正常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可以確定，這樣的慣例，平衡了各方的感情和利益，是公道的，也是人道的。
假如立法機構是明智的，那么，對于這一法律領域，它根本就不用專門立法，因為大家已經在執行那個法律習慣。
即使非要立法不可，立法機構所要做的，也僅僅是以立法的形式認可這樣的慣例，對其予以宣示，以強化其約束力 除非立法者能夠證明，這樣的慣例不合乎天理人情，顯著地有悖于公平正義。否則，改變已經具有法律效力的慣例，就是自作聰明，或者自取其辱；就像前些年，各地紛紛立法禁止燃放鞭炮，后來，又不得不自己廢除自己制訂的法規。
那些提出機動車應負全責的人士，對于為什么要改變行之有效的慣例，并沒有給出合乎情理的論證。當然，據說，這樣規定合乎“以人為本”的原則。然而，以人為本，應當是以所有人為本，因為每個人跟其他人都是平等的，開車人與騎車人、行人在法律上和精神上是平等的。法律不應追求某種抽象的公平，也不應片面地維護某一群體的權益。相反，法律只應追求正義、公平本身。正義和公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具有正常理智與情感的普通人的“正義感”。而人們的正義感已經否定了那個立法提案。
有些立法者總是具有一種強烈的自負，以為自己可以任意地制定法律，強制改造民眾的習俗，變更社會中的慣例。不管是當初立法規定“撞了白撞”，還是現在立法規定“機動車負全責”，都是希望通過法律將自己的某種價值觀念強加于民眾。
然而，人民才是法律規則的創造者，立法機構的全部權力不過是對人民在合作、交易、交往中所形成的慣例予以認可、深化、細化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