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自信地告訴任何人，我們的判決是公正的。當然，我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公眾的誤解。我父親多次提醒我要依法辦案。記得那天開完庭，我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爺子打電話，我問他看明白沒有，他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高瑞強
一米八左右的個子，健壯的身材透著活力，英俊的面容帶著平靜的微笑，從容的步伐帶著沉穩(wěn)——這是1月11日記者在哈爾濱市道里區(qū)人民法院見到高瑞強時對他的第一印象。
“作為這個案件的審判長，我在接案前就知道這起案件已經(jīng)造成了廣泛的社會影響。最早，我是2003年10月從《黑龍江晨報》知道有這么一回事兒的，看完報道后，我感覺《黑龍江晨報》有這種觀點：蘇秀文是故意殺人。當時，我自然也不知道這起案件會在我們法院審理，更不會知道案件會由我主審，但當時我就感覺《黑龍江晨報》不應該超越案件處理程序，對案件作定性報道。”
“區(qū)檢察院是2003年11月24日正式向我們法院提起公訴的。立案庭將案件交給我之后，《黑龍江晨報》一位記者兩次通過我的朋友找我，要對我進行采訪被我拒絕了，但這位記者卻發(fā)了報道，報道中有這么一句話：‘道里區(qū)法院刑庭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人說，案子還沒到我手里’。還有一家報紙(我記不清是哪家了)的報道說‘審判長好像想說什么，但沒說’……總之，這些以推測為主的報道含沙射影地讓公眾聯(lián)想審判長已經(jīng)受到了很大壓力。”
“我的確感受到了壓力，但這種壓力不是來自領導、同事，而是來自那些新聞媒體。我也不是說新聞媒體不能對未結的案件作報道，我擔心的是媒體對社會輿論的導向性影響。”
“案子分給我之后，我們法院沒有任何一位領導找我談過話，也沒有用其他方式給過我任何指示。記得開庭前兩天，因為輿論壓力大，我倒是主動找了院領導，想得到一些指導。院領導的話是‘我們對這個案子沒有任何指示。你一定要讓我們說話，我們只能說依法按程序辦案。’”
“庭審前，我沒與當事人有過任何案外往來。我見過關明波一次，那是為了解該案的民事賠償情況，想知道他給了代義權家多少賠償。除此之外，包括關明波在內(nèi)的任何當事人都沒有找過我，也沒有托人找我的情況。”
“這起案子并不牽涉國家秘密、商業(yè)秘密和個人隱私，所以我們決定公開審理。但公開審理并不一定要現(xiàn)場直播，可是考慮到案件已經(jīng)引起廣泛的輿論關注，我們決定與電視臺合作，對庭審進行現(xiàn)場直播。”
“我感覺整個庭審是比較平穩(wěn)、順利的。至于庭審后媒體和網(wǎng)民議論紛紛，我有幾點想說。第一，對于公訴刑事案件，法院只能根據(jù)控訴方，也就是檢察院對案件的控訴來審理，一般情況下，法院不能拋開檢察院的控訴對被告人另定一個罪名。否則就可能違反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guī)定。”
“作為法官，我們只能以法律事實進行判決，而不能以主觀懷疑和猜測來裁判。就該案而言，在審查檢察院提供的材料時，人們議論紛紛的東西在卷里并沒有，而依據(jù)現(xiàn)有的證據(jù)，只能看出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件，完全排除有故意殺人、過失殺人的可能。本案的證據(jù)有證人證言、書證、物證、勘查筆錄、鑒定結論等，全案的證人證言和被告人陳述基本上是吻合的。根據(jù)已有的證據(jù)，我們確認公安機關所作的鑒定和其他證據(jù)是符合要求的，最后認定蘇秀文是操作失誤。總之，我們對檢察院以交通肇事罪起訴蘇秀文沒有理由產(chǎn)生懷疑，而且，即使產(chǎn)生懷疑，我們也無權進行偵查。而現(xiàn)在，公眾之所以對我們法院產(chǎn)生誤會或不滿，是因為大部分公眾不知道法院與檢察院的職能分工。第二，關于對蘇秀文判二緩三的問題，我想說明的是，在我們法院2003年全年判處的28起交通肇事案中，有24起對肇事者判了緩刑，而且大部分是判一緩二。我們國家并不實行判例法制度，但對同類案件判決的參考也是公認的。第三，關于對蘇秀文判決緩刑的問題，我的解釋依然是：根據(jù)刑法第七十二條，判處拘役或者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根據(jù)犯罪情節(jié)、社會危害后果、悔罪表現(xiàn)，不羈押不致危害社會的，可以宣告緩刑。肇事者蘇秀文又不是累犯，完全符合緩刑條件。第四，關于有學者認為該案中12名受傷證人均沒有出庭作證是‘程序違法’的問題，我的回答是：證人出庭作證，首先需要控辯雙方之一方提出申請，再由法院通知，如果沒有申請，法院沒有通知的義務，也無權通知；而且，鑒于此案的敏感性，我們還是提醒了檢察院，檢察院的回答是：經(jīng)逐一詢問，肇事者對他們的賠償和道歉的態(tài)度讓他們感覺‘沒有必要再上法庭’，所以沒有人愿意出庭。需要解釋的是，我們國家沒有實行強制證人出庭制度，而公眾普遍不了解這一點，以致對法院產(chǎn)生誤會。但我想學者是應該知道這一點的，所以我不明白有人在這方面做文章是什么意思。”
“我可以自信地告訴任何人，我們的判決是公正的。當然，我在一定程度上也理解公眾的誤解。別說不懂法的公眾，我父親就懂法，可在庭審之前，他就受媒體的影響，認為蘇秀文有故意的嫌疑，并多次提醒我要‘依法辦案’，但看完庭審直播，他認同了我們的判決。記得那天開完庭，我第一件事就是給老爺子打電話，我問他看明白沒有，他連聲說‘明白了，明白了’。”
“案子審結后，許多朋友給我打電話。有些朋友問我‘這案子你到底有沒有什么事’，有些朋友卻認為我‘處理得不錯’。說實話，我感謝朋友的關心，但要明白，輿論是會‘走調(diào)’的，比如我父親就聽人說這個案子的審判長姓關，與肇事者的丈夫是‘一家子’；還得明白，一個真正的法官不應該受輿論的左右，他只應對法律和良知負責。”
對于輿論監(jiān)督，高瑞強表示一定的理解：“媒體就是讓大家說話的地方，他們報道案件本身無可非議。”但是，他認為：如果媒體逼著黨政領導對案件表態(tài)，那就偏離了輿論監(jiān)督的本義，就不是“權利”對“權力”的監(jiān)督，而會導致“權力”對司法的干涉，這最終也是輿論監(jiān)督的悲哀。
高瑞強最后告訴記者：“如果一定要改判此案，我不能說什么。但我希望這種改判不是出于‘媒體審判’，還希望這種改判一定要給出充分的法律依據(jù)。不然，審判獨立和司法公正將會受到極大的損害！”(人民法院報/羅斌 呂愛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