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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記者/金凌云孫展
不久前，中央紀委、中央組織部巡視工作辦公室和巡視組經中共中央、國務院批準正式成立，45名巡視工作人員全部到位，并已在貴州、湖南等地開展巡視工作，其任務是對省級領導班子及其成員進行監督。按計劃，巡視組將在四年時間里，把三十一個省區市巡視一遍。
此舉被視為是“對省部級高官的一種威懾手段”，而巡視組亦被看作“欽差大臣”。中紀委研究室辦公室主任李永忠否認了“欽差大臣”的說法，他說，“欽差大臣帶去的是皇帝的意志，而中紀委、中組部派出的巡視組，帶去的是黨和國家的意志。”
國家行政學院杜鋼建教授說，全國省部級干部有2000多人，其中在一線工作的1000多人，過去3年中，省部級干部平均每年“落馬”16～17人左右，比例在1～2%之間。根據杜鋼建的估計，今年下半年反腐力度還要加大。
對省部級干部的監管是一個令決策層頭疼的問題，在杜鋼建看來，如何監管與現行體制不無關系，“很多對下級官員行之有效的監督體制到省一級就失效了，省內的人大、紀檢都無法對省部級干部形成有效的監督。”這是一個很大的真空地帶。
如何將監督的觸角伸入這一“真空”，一直是一個問題。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認為，由于沒有有效的機制來制約地區和部門的權力，地方一把手往往將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集于一身，地區的權力演變成了某些個人的權力，而絕對的權力成為腐敗的根源。
理論上中國對領導干部的監督機制是健全的，但實踐中卻經常遇到問題。地方黨的紀檢部門、人大、政協都可以監督領導干部的所作所為，但事實上，這樣的監督往往顯得無力。
“同體監督難以取得明顯效果，”中紀委研究室李永忠說，“對于許多地方高級官員的腐敗現象，地方紀委和司法機關往往“不敢、不愿、不能插手”。
而由中紀委直接進行的監督，則往往缺乏主動性且不能保證及時性，大都只能進行“事后監督”。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研究員、中紀委特約研究員邵道生告訴本刊記者，中紀委兩年多以前就開始盯上程維高了，而查清楚他的問題不過是不久前的事。
事實上，中紀委1996年便開始組織部級干部到地方巡視，“變上訪為下訪”，以聽到地方的聲音，但因巡視人員均由各部委臨時抽調人員組成，巡視工作的“走馬觀花”在所難免。而此次專門的巡視工作辦公室和巡視組的成立，在李永忠看來，可以避免臨時性和無連續性，保證巡視工作的專門性和經常性。
但這終究還仍是一個臨時的措施，長期的監管體制只能和整個政治、司法體制協調一致。李永忠也認為這是一個“過渡辦法”，他認為在某種程度上，這是一種投入大、產出較小的辦法，根本還在于紀檢體制的完善，“而紀檢體制的完善，必須以發展黨內民主為基礎。”
在李永忠看來，制約黨內民主和影響黨內監督的根本問題，是各地黨委“議行合一”的領導體制，他說，不改變這種體制，“黨內民主實難發展，黨內監督實難進行，黨內權力實難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