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3天里，盡管氣溫始終在39攝氏度上下徘徊，79歲的金庸卻顯得精神很好，白色的短袖襯衫，淺灰色的褲子，打著淺色的領帶，頭發一絲不亂，臉上堆滿了處世不驚的笑容。偶然出現在他身邊的是清秀的查夫人，她總是在人多的時候離開，在活動結束的時候出現。
在接受中央電視臺兩次采訪前，金庸分別對主持人陳大會和沈冰說，“你盡管問，我隨便說，有什么話過火和不合適的，你們自己把它處理掉。”在采訪結束以后，金庸又向主持人要名片，拿在手里一邊看一邊說，“你如果到香港的話，可以和我聯系，一起喝喝茶，聊聊天。”
盡管以自己有3億讀者為榮，但是金庸現在開始后悔當初選擇寫小說而不是搞學術研究。“寫小說，娛樂的是別人，對自己卻沒有什么好處。”他說，與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教授交談，發現自己的學問太少了。要是當初不辦報紙，不寫小說，就能有多點時間來研究歷史和西方文學。
作為博士生導師的金庸正在寫《中國通史》，試圖用通俗易懂的文字，寫一本人人都能夠看懂的歷史書。同時，金庸還在修改自己的小說，這是他第三次對自己的小說進行修改。“過去的詩人，比如杜甫，他可能覺得自己的一首詩不夠好，但流傳出去了，就沒法動了。我現在有機會改，多好啊。”
在修改的時候，金庸參考了很多網上“金迷”的意見，并且增加了許多幫助理解作品的注釋。
有趣的是情感的變化：《射雕英雄傳》里專情的黃藥師變成了一個和弟子梅超風有曖昧關系的人；《碧血劍》里專一愛青青的袁承志因為愛上了阿九而陷入了情感的迷茫。問他為什么這樣改，金庸回答得很有意思：“人生最理想的是專一的愛情，但不專一的愛情常常有，這樣改更接近現實。”
寫自傳沒有資格
南方周末：在國內一些媒體聯合舉辦的“20世紀中國十大文化偶像”的評選中，您得票24429張，排名第二，僅次于魯迅，在錢鐘書、老舍、巴金、錢學森、梅蘭芳、楊振寧等人之前，您認為文化應該有偶像嗎？您是否有“偶像”？
金庸：無論喜歡不喜歡，年輕人總有他們喜歡的人物。他們喜歡我的小說很開心，或者喜歡某個電視劇、電影里的角色記住了我。是一種喜歡的表達方式。但我也清楚，我的小說并不是多么重要，它還是一種娛樂性很強的消遣讀物，是不能和胡適和陳獨秀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較的。
我自己剛剛應萬先生的要求，選了我心里的十位“文化偶像”：魯迅、胡適、陳獨秀、巴金、蔡元培、王國維、梅蘭芳、齊白石、錢學森、馬寅初。他們都是我非常尊敬的人，不僅對文化有巨大的貢獻，而且還體現了人格的偉大。如果只論個人喜愛，則我喜歡魯迅、吳清源、梁漱溟、巴金、齊白石、沈從文、錢穆、裘盛戎、王國維、朱光潛。
南方周末：您年輕的時候第一選擇是從政做外交官，后來您做了報人和小說家，而且都很成功，但是您又說自己最大的心愿是做一名學者？對社會的影響來說，學者的作用并不見得比記者、政治家起的作用大。
金庸：因為記者、政治家、作家沒有真正的快樂啊，我現在的想法覺得自己學問太差，如果照我自己的意思，最好小說也不寫，從大學開始就專門研究歷史，研究外國文學，那么到現在大概跟其他大學教授的學問差不多了。我在牛津大學、劍橋大學跟這些大學教授也談過天，覺得自己和他們差得遠，他們精通希臘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談到法國史就背一段法文出來，和我真是不同的。就是浙大的教授，我跟他們也差得遠。我自己很慚愧。花這么多時間，去做一些現在沒有用的事情，我現在真是希望自己有很好的學問。
我花那么多時間寫小說娛樂別人，自己卻沒什么好處的，辦報紙給人家看，自己沒什么好處的，而做學問是自己得益的，可以有快樂的。現在我覺得學問不夠好，開始學著寫點兒文章，也覺得這個也不懂，那個也不懂，這個文字也不懂，那個文字也不懂。那么早一點兒，三十年前我學這個東西那就好了。學問不夠，是我人生的一大缺陷。
南方周末：您擔任浙江大學人文學院院長已經有好幾年了，在任期內，您主要做了哪些工作？您會介入到日常業務嗎？
金庸：我這個院長實際上是掛名的，沒有怎么做過具體的行政工作，日常的工作由專門分管的副院長他們管，我沒有時間和精神管這些具體的事情，有的時候我也給他們出點主意。我們這個人文學院有7個系，中文、歷史、哲學、國際關系、藝術、新聞和社會學系，我的工作重點在中文、歷史、哲學這三門學科上。我從香港來杭州的時候，會偶爾給學生們講講課。
南方周末：除了擔任浙江大學的教授、博導，您還是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南開大學的名譽教授，您說自己將把一半的精力放在教書育人上，您在教學上有什么成果呢？
金庸：我去年就收了一個學生，他在清華大學讀碩士，還差一年畢業。那他今年就可以來浙江大學讀書了，另外我還收了兩名學生，一名來自山西大學，另外一個來自杭州社會科學院。所以我今年實際上有3名博士生。
南方周末：您的歷史研究進行到什么環節了？
金庸：我現在主要在研究中國古代史、宋史、唐史和羅馬史，為什么我會同時進行這些研究呢？因為中國歷史和羅馬史有關聯，比如為什么當時羅馬政權垮臺，羅馬帝國就四分五裂沒有了，中國西漢、東漢政權垮臺了，后來隋朝、唐朝又復興了，我要找出這中間的道理和原因出來。所以我不僅研究中國歷史，也對外國歷史進行研究，這樣對比，更加容易找到答案來。
南方周末：您今天作了一場關于歷史觀的演講，那么您的歷史觀是怎樣的？
金庸：如果你將來看完了我寫的《中國通史》，你就會了解我的歷史觀了。我試圖采用一種新的觀點，以中華民族的角度和觀點去寫歷史，而不是以前的歷史書都是從漢族人的觀點和角度出發，還有就是客觀去呈現中國歷史，我認為中國歷史和中華民族的偉大恰恰在于團結。
南方周末：您不大同意黃仁宇的歷史觀？
金庸：我認為一個歷史學家應該有三個要素，有才能，有見識，有學問。如果歷史學家沒有見識的話，是不能稱為歷史學家的。歷史觀一定和人家不同，如果跟人家完全一樣，直接照抄就行了，何必讓你去寫呢？一定要有自己的見解。
南方周末：能不能談談有關您傳記的情況？好像有消息說你會自己寫一本《金庸自述》？
金庸：所有的《金庸傳》，最近出的(還沒有詳細看過)和以前出版的，都沒有經過我授權，傅國涌先生和香港的冷夏先生，我幾乎可以說不認識。
我這一生經歷極復雜，做過的活動很多，興趣非常廣泛，我不相信有人能充分了解我而寫一部有趣而真實的傳記。金庸為人所注意只是一個寫武俠小說的人，并無多大價值，不值得為他浪費筆墨，寫自傳似乎沒有資格。而且我這輩子和太多的人交往，有太多的秘密，也不方便公開。
北京的人民出版社曾經約我寫一本自傳，還建議找一個朋友聽我說，他動筆寫，我們一起呆上十天半個月的，可以寫一本權威的傳記。但是我現在還沒有這樣的想法。
《天龍八部》改動最大
南方周末：廣州出版社出版了您的新版全集，但是臺灣的消息說，您還沒有全部改完，全部改完的版本將在年底才能夠出版。您在怎么修改的？
金庸：是的，全部修改完的作品將在年底出版。我現在每天要花將近10個小時的時間來修改自己的作品，所以外出散步和鍛煉的時間少了。但是我修改的原則是故事的結果不變，人物不變，只是對一些前后矛盾的情節進行修改。比如《射雕英雄傳》中，黃蓉和郭靖的年齡要修改，同時又增加了黃藥師和梅超風之間的一段感情。在《碧血劍》中間袁承志對青青是一見鐘情，專一到底，寫何鐵手、阿九愛他，袁承志不為所動，但是，我現在改為袁承志后來被阿九慢慢吸引，甚至越來越愛她，只是因為道義所限，袁承志一直壓抑自己的感情，沒有背叛青青。但是他人生里就有了很多遺憾了。
在修改的所有作品里，這15部作品中，改動最大的是《天龍八部》。
南方周末：早期的時候，您對自己的小說評價很低，看得很淡，現在是不是越來越重了呢？您的小說不僅進入了北京大學教授謝冕主編的《百年文學經典》，還成為了大學的研究課題。
金庸：這是人家給我的評價，跟我自己沒關系。人家評價高評價低，你不應該問我，應該問批評家的。我的小說以前沒有大的修改，現在要修改，跟進入文學史沒有關系的。我的想法是，把以前小說里的錯誤進行改正，把留下的遺憾挽回，修改主要是圍繞情節來進行的。
南方周末：您曾經說過，“武俠小說本身是娛樂的東西，不管寫得怎樣成功，能否超越它本身的限制，這是個問題。”您覺得自己的小說解決了這個問題嗎？
金庸：我的小說娛樂性還是很強的。我認為娛樂性很重要，能夠讓人家看了開心、高興，我覺得并不是一件壞事。小說離開了娛樂性就不好看了，沒有味道，我認為這是一種創作的失敗。現在有一種文學風氣，不重視讀者的感受，不注重故事，老是要從小說的內容里尋找思想，尋找意義，這就變成“文以載道”了，這不是文學。我個人覺得思想和意義是不合適用文學來表現，應該用散文或者論文來表現的。
我從來是反對“文以載道”，文學應該是審美的，有美的觀點，并不是真或善，歐洲有些作家的作品是不是合乎上帝或者圣經，講究真或者善的。
有些科學家研究我的小說，問我是不是合乎科學，我說，不合乎科學也沒有關系，因為文學作品不是科學。合不合乎科學應該去和一個物理學者討論，他們是真正需要符合科學的。
南方周末：目前武俠小說面對的困難是什么？突破點又在哪里呢？
金庸：現在的困難是沒有人愿意寫武俠小說了，而且因為年代久遠，今天的年輕人很難鮮活表現那個時代。
如果有好的武俠小說，我的出版社是愿意出版這樣的作品的。突破點我自己也在找，但是沒有找到。
徐克不懂武俠
南方周末：您的作品大部分被改成了電視劇和電影，早期的香港版追求娛樂性，臺灣版追求煽情，大陸版看重的是小說的道德意識和精神高度，正劇色彩比較濃，您喜歡哪一種風格的改編？
金庸：小說是當文學作品來看的，人家都說文學作品有真、善、美的追求，在作品里我只追求美的范疇，跟真、善沒有關系，把我所喜好的所見的美好融到作品里面去。
兩岸三地拍電視劇我不關心，他們追求什么樣的風格，和他們的市場有關，跟我沒有關系，人家喜歡拍就拍，我只關注電視劇是否忠實于小說原著，這一點我比較在乎。
南方周末：張紀中改編了您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傳》和《天龍八部》，引起了很多爭議，他還要拍《神雕俠侶》，您是不是特別欣賞他？
金庸：張紀中的性格很豪爽，有俠客之氣，我和他很談得來。
在目前的電視劇改編當中，中央電視臺還算是不錯的。本來《笑傲江湖》的版權我只要了他們一塊錢，完全是象征性地賣，等于就是贈送的，結果電視劇令我不滿意，所以《射雕英雄傳》就不送了，按市價賣了80萬元，因為是央視打了九折，就是72萬元，后來看他們還算忠實原作，我就拿出10萬元送給了編劇和導演，我自己拿了62萬元。
南方周末：在那么多的電視劇版本中，您最喜歡誰演的版本？
金庸：大多數演員我都不滿意。送我的錄像帶經常是看幾集就看不下去了，覺得他們真是演得夠傻的，然后放在一邊，不要看了。到現在為止，我喜歡劉德華和陳玉蓮演的《神雕俠侶》，這一版的楊過和小龍女非常符合我小說的味道。還有鄭少秋演的《書劍恩仇錄》，他那個時候年輕，演乾隆皇帝，也演得十分到位。這兩部電視劇可以說是我到目前為止最滿意的。
南方周末：您以前也做過電影導演，現在有沒有可能去做導演？您做編劇的時候是不是也對原著進行修改呢？
金庸：我也做過編劇和導演的工作，我知道這些工作是非常辛苦的。但是我以前是直接編劇本，我沒有改過別人的小說。我不喜歡當導演，比如拍《射雕英雄傳》，為了拍攝一會要從杭州趕到蒙古，一會兒又要去沙漠，一會兒又回到桃花島，而且一個劇組有那么多復雜的人和事，很累的。寫小說就很容易，在房間里寫寫就可以了。觀眾覺得這個演員不像郭靖，這個不像黃蓉，他們演得不好，我就可以批評導演。如果小說覺得不好的話，可以再進行修改。
南方周末：張藝謀的電影《英雄》制作精良，被認為是武俠片表現形式上的一個分水嶺，您看過這部電影嗎？
金庸：張藝謀的《紅高粱》我喜歡，后來的《菊豆》也很好，最不喜歡《英雄》，完全否定。《英雄》把歷史上有名的暴君秦始皇拍成了這個樣，和歷史上的形象截然相反，欺騙觀眾，而且有為他洗身翻案的意思，把人的價值分幾等，不尊重生命，這是一部拍得很荒唐的電影，所以我不喜歡。
南方周末：您曾經在去臺灣的時候，和《臥虎藏龍》的導演李安見過面，您喜歡他的《臥虎藏龍》嗎？
金庸：我很喜歡他的電影，雖然他對中國古代過去的歷史并不是特別了解，他把一個江湖的老故事講得很好看，而且電影里的那種味道特別對，非常優雅、飄逸，他是真正懂電影的。
南方周末：徐克的《東方不敗》被很多您的讀者喜歡，認為拍出了您小說里的味道和精神，您為什么不認可他的改編？他可是個公認的武俠片、動作片高手。
金庸：我不喜歡他，他不懂武俠，把《蜀山劍俠傳》拍得不知所云。而且把我的小說《笑傲江湖》瞎改，把東方不敗由男人改成女人，并用一個女人來演，而一個男人的變性，在性格上是會有變化的，這個過程是緩慢的、復雜的，有變化的、有過程的，是不自愿的，并不像電影里表現得那么簡單。他后來還要買我的小說拍電影，我說朋友還是做，但是小說不賣給你了，合作的事情不做了。
南方周末：中國武俠片是惟一被國際電影市場認可的電影類型，您對武俠電影有什么期待？在電影上您希望和哪位導演合作？
金庸：雖然我的小說由中文變成法文、英文在國外出版過，但是我不知道文字變成電影以后會成為什么樣子。我看過一些武俠電影，絕大部分都和小說原著差太遠。找我的電影導演很多，但是我不知道誰好誰不好，我在寫小說的時候從來都不關心拍電影這些事情。
南方周末：您為什么這么在意電視劇、電影必須忠實于您的小說原著呢？這可能是那些導演所反對的，因為電影、電視劇是在小說的基礎上進行二度創作的，他們認為自己應該有這個權利。
金庸：不僅我在乎，我想讀者都在乎。《笑傲江湖》的導演改了一些故事的情節，有5萬讀者不滿意，反對他的改編和自作聰明，在網上罵他。我的小說并不很好，打個七十分吧，但是經過電影、電視編導先生們的改動以后，多數只能打三四十分，他們刪減我的小說可以，但是不要自作聰明，增加一些故事情節進去，結果不和諧，露馬腳，“獻丑”。
南方周末：現在，很多西方的電影，以影像創造了武功，像《黑客帝國》、《星球大戰》等電影，還有《華英雄》里的忍者功夫，您怎么看待他們想象制造出來的武功？
金庸：我不喜歡，這些動作片，用拳用手槍的電影我還愛看，但是把一些科學、科幻的東西放到武俠片里，這樣的電影我絕對不看，我女兒把票買好了讓我一起去電影院看《黑客帝國》、《星球大戰》，我都不肯去看。因為我覺得這些電影太假了。
南方周末：金庸品牌產業化的想法已經浮出海面，現在已經有了出版、雜志、研究會、電影、電視劇，最近又有了動畫、漫畫、卡通，還出現了桃花島、天龍八部影視城、新昌的影視城，還有了金庸影視一日游。您對這些經營的態度是怎樣的？
金庸：與“金庸”有關的企業運作，我都是被動的。但是別人喜歡用我的名字利用這個名字搞商業，或者開發產業，我不反對。拍電影電視、改編京劇、拍動畫片、做電腦游戲、翻譯成外文、把人物畫成卡通放進移動電話、設立金庸游樂場等等，都是經營者向我提議要求商標授權的，我不參與經營。
這些對我沒有任何損害，你請求我授權給你使用，那我們就來談好合同。像今天晚上，請我吃飯的老板想出品一種金庸酒，問我可不可以，我也同意了，但是你必須把酒讓我看看好不好，我請專家鑒定，好就合作，如果不好，那就對不起了。如果品牌好，酒好，那我們再談合作的事情。
公正是有條件的
南方周末：您在創《明報》的時候，提出的公正、善良、獨立的辦報宗旨，善良在媒介以什么方式體現？
金庸：善良實際上還是兩個字：俠氣。干預社會，對好的人和事件進行贊揚和表彰，對壞的人和事情進行批評和反對，一張報紙，它有自己的立場和態度，并不是下三濫的講金錢的報紙，會屈服于商業利益或者權力。比如我批評你，你說在我們報紙上投放大量廣告，給我幾百萬，要求我撤回對你不利的新聞稿，那我還是不能做。所以，歸根結底，人要講良心，壞事不能做，時間長了，報紙的公信力就有了。
南方周末：您曾經提出“事實不可以歪曲，評論大可自由”，您批評過西方媒介的報道傾向，提倡內地的新聞媒介應該像解放軍一樣保家衛國。
金庸：新聞完全、徹底自由是不可能的，你所說的那種報紙可能在一個理想國才會有，是一種空想。
新聞肯定會帶有傾向，但是，新聞的事實、準確這是最重要的。任何事情都是有條件的，沒有無條件的，公正、善良也是有條件的。
南方周末：您的小說在臺灣和大陸都曾經被列為禁書，被政治化、意識形態化，現在看起來這自然是非常可笑的事情，您能夠談談被禁和解禁的過程嗎？
金庸：在臺灣被禁是因為那個時候我在《大公報》工作，凡是給這家報紙寫東西的人、工作過的人都不能在臺灣發表文章。在大陸被禁的原因是因為當時很左的，不管是武俠小說還是鴛鴦蝴蝶派小說，不管好不好，連古典小說都不能發表和出版的。所以有一段很長的時間，跟革命無關的創作都根本沒有人敢寫，寫一些風花雪月的東西就變成反革命了；任何藝術創作一定要為革命目標服務、一定要有社會作用。姚文元這么講的，張春橋也是這么講的，跟他們意見不同，就不能發表了。
一提到文學作品，人家就馬上問這個作品對社會有什么好處害處，我不贊成把文學和社會功能相提并論，文學跟音樂、圖畫、雕刻都一樣，可以有社會功能，也不一定非要有社會功能不可，因為它本身就是純粹的藝術創作。
我去臺灣采訪以后，見到了蔣經國，之后，我的書就在臺灣通行無阻了。
鄧小平邀請我來大陸，見了面以后，我才知道，鄧小平請我來大陸，不光是他看過我的武俠小說，重要的原因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時候，“四人幫”批彭德懷、鄧拓，我反對，后來他們又批鄧小平，我堅決反對，寫了很多的文章在報紙上發表，當時鄧小平也看到了，所以，鄧小平才會邀請我訪問大陸。
和鄧小平見面以后，他叫人陪我在全國各地走走，好好玩一玩。這樣，我的書在大陸也進來了。我的書在香港出版多年以后才進入臺灣和內地，正式出版。
南方周末：您當時見了鄧小平，在您的文章里，也能夠感受到您對他的印象非常好。
金庸：我對鄧小平的好感不是因為和他見過面，而是他確實能夠讓中國走上正確的道路，發展經濟，不搞政治運動，使得這個國家的面貌煥然一新，國家富起來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好過了。
他留給我的印象非常好，鄧小平我很佩服他，他腦筋很清楚，很有魄力，領導中國改革開放，直到現在，路線完全正確。
南方周末：您的政治評論現在看起來仍然印象深刻，您在文章里預言的很多事情在后來都得到了驗證，您預測兩岸的統一會在什么情況下、什么時候統一？
金庸：這個很難預測。但是，如果我們政策保持一貫性，工作做得好的話，國家的經濟發展保持穩定，香港的民主化制度能夠保持得比較好的情況下，中國的國力強大，均衡發展，這肯定是對統一有好處的。
我也跟臺灣的領導人說過，你們不要搞獨立，沒有好處，你們一搞獨立，戰爭就來了，你們要打仗就派你們自己的兒子去打仗，不要派別人的兒子去當炮灰。打仗對你們沒有好處。而且一打仗，上層中層的官員和企業的老板、有錢人肯定全跑了，倒霉的是最下層的老百姓。
中國人最后和平統一是最好的結果。
南方周末：大家都叫你金大俠，您曾經說做人要講真話，人品最要緊，要有風骨，這也是您的人生信念嗎？
金庸：大俠我不敢當。我喜歡那些英雄，不僅僅在口頭上講俠義，而且在遇到困難的危險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而不是遇到危險就往后跑，我自己正是這樣努力去做的。遠離危險躲在后面的人，這樣卑鄙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卻有很多。
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張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