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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化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所執著的獨立與自由精神和民主與現代化事業卻歷久而彌新
2003年4月22日，杰出的思想家李慎之先生停止了他的思想。
他離開人世，帶著一個共和國公民的精神與光榮。
人們不會忘記，4年前有一個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最后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50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后歸于空幻的夢想呢？”(李慎之，《風雨蒼黃五十年》)
他是一個革命老人，生前的最后職務是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他謙稱自己不是一個有學問的人，“只是年紀大一點，經驗多一點，感受深一點而已。”他發表的文章很少，但幾乎每篇都引人關注。他的寫作，以自己的一生作為材料，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講論我們所確知的，見證我們所看見的”，他見證的是，一個世紀里中國自由主義的艱難歷程，見證的是，幾代中國人孜孜尋求現代化的曲折歷程。
他活了80歲。是一位參加過辛亥革命的父親的兒子。在中學時，他遇到一個好老師，是無錫的革命元老。他最早接受的是《公民》、《八月的鄉村》等書籍的啟蒙，后來開始閱讀各種馬克思主義的書籍，并考入燕京大學經濟系，因為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是講經濟的。
他自稱學經濟純粹是想當馬克思主義歷史學家。因為患肺炎，使他提前從燕京大學出來，先是到《新華日報》，解放戰爭開始后到延安新華社，編《參考資料》；建國初，寫了許多著名的“觀察家”文章，從抗美援朝時的《開城觀察家評談判局勢》、亞非會議的《亞非會議的介紹》，到日內瓦會議的《日內瓦會議日記》、《日內瓦會議最后的報導》，并為金日成和彭德懷起草了《告被俘人員書》。
他對國際事務的豐富知識和深刻洞見不僅幫助他成為周恩來、鄧小平的外交顧問，而且開拓了他思考中國民主化和現代化的全球視野。世紀之交的時候，他告誡說，中國的現代化必須以傳統為基礎，以全球化為目的。
在一篇紀念顧準先生的文章中，他自稱是“一二·九”一代。他們這一代人，“從小一方面參加共產主義運動，一方面有民主理想”，并且認為社會主義就是高級的民主，共產主義是最高級的民主。他以為革命的勝利一定會帶來個性的完全解放和充分發展。直到世紀末，他才知道，“這個任務實在太艱難了，干了一個世紀還沒有完成，還得留到下個世紀去”；直到“五四運動”80周年的時候，他才發現，“五四”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并沒有達到。
從小的時候開始，李慎之就知道皇帝已經被推翻，但是在革命的道路上，他終于看清專制主義遠沒有成為歷史。
“沒有幾萬萬人民個性的解放和個性的發展……要想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廢墟上建立起社會主義社會來，那只是完全的空想。”1958年，出于對毛澤東這番話的思考，他提出了實行大民主的建言，結果被打成右派。文化大革命中，在“全面專政”下，他“戰戰兢兢地、認認真真地編假話、講謊話，老老實實地做一個兩面派”，“我們都是道德上的病人”。晚年的時候，他特別研究了捷克作家哈維爾的思想，寫成了著名的《良心與主義》，力崇哈維爾的“人人說真話，人人做實事”的“無權者的權力”。
沒有政治民主化，就不可能有現代化的成功。在“五四運動”80周年的紀念文章中，他的《重新點燃啟蒙的火炬》，以理性精神打破幾千年來禁錮著中國人思想的蒙昧主義，體現出以現代知識“重新估定一切傳統價值”的“一種新態度”。他還寫下了《二十一世紀的憂思》、《修改憲法與公民教育》、《無權者的權力與反政治的政治》、《從根本上深化改革的思想》……邁入古稀之年后，從閱讀顧準、紀念北大到研究哈維爾，他重新探索著一條“以民主的生活方式代替專制主義的生活方式”的《中國的道路》。2001年，南方日報出版社出版了他和何家棟合著的《中國的道路》，書的封面設計意味深長：漫天烏云，一個孤獨的身影昂然挺立在地平線上，迎接天地之交的一縷光明。
在他看來，二十世紀的中國，物質的現代化取得了相當成就，但精神的現代化卻屢遭挫折。中國的近代史，乃是一部自由主義的理想屢遭挫折的歷史。
在一次討論政治改革的會議上，這位無神論者表示，如果一個人還能有下一輩子，那么他的最高愿望是當一輩子公民教員。因為他知道，在我們這個國家，要養成十多億人民的公民意識，即使現在馬上著手，也至少得要五十年到一百年才能趕上先進國家。九曲黃河歸大海，萬流雖細必朝宗。到那個時候，中國人，人人都能得到極好的公民教育，都能有尊嚴地以自由、自律、自強、自勝的姿態參加全球的建設工作。
慎之先生生前所做的最后一次公開演講是在2003年2月21日的“天則雙周學術討論會”上，題目是《中國現代化的目標是民主》。他樂觀地向與會者說，經過1840年以來160余年的探索和轉型，特別是近2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距離民主化已經不遠了。
他相信，宇宙花這么長的時間進化出人類來，總不是為了要毀滅它。
我們同樣相信，造化可以奪去他的生命，但他一生所執著的獨立與自由精神和民主與現代化事業卻歷久而彌新。
來源：中國《新聞周刊》作者：曹立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