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網2月25日電 2003年1月以來，中國各省、市、自治區“兩會”陸續召開，各地權力機關和政府機關陸續完成人事平穩交班。今天的香港大公報刊發文章認為，新屆地方政權盡顯活力。
上海是中國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之一，作為改革開放的窗口，上海已經帶給人們太多的驚喜。羊年春節剛過，上海的政府換屆工作即吸引了媒體的廣泛關注。尤其是選舉出50年來最年輕的市長韓正，再次強有力地印證中共選人年輕化的特點，成為繼北京的“陸昊現象”后媒體捕捉的最炙手可熱的例證。
綜觀這場觸及中國所有省市的人事變動，給人們印象最深的幾個標志性事件和人物分別是：曾任團上海市委書記的常務副市長韓正和曾任團北京市委副書記的常務副市長孟學農雙雙獲選市長；北京的“陸昊現象”；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和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分別當選其所在省市政協的副主席；除北京﹑廣東﹑上海﹑新疆等地外，大部分地方一把手兼任人大主任等等。
作為地方“兩會”密集召開期間集體釋放出來的信號，人們則能從中品味太多的東西。
共青團成高官搖籃
從常務副市長到市長，這種職務上的改變，同樣發生在孟學農和韓正身上。他們也因這種改變，從當地百姓的視野擴大到整個全中國人的視野。查閱兩人資料不難發現，共青團背景是這兩個中國超大城市市長的共同經歷。
孟學農出任北京市長后首次與中外記者的見面會上，面對海外媒體針對他團干背景的提問，毫不諱言：“青年時期總是給我們留下美好的印象，共青團生涯也給我今后的從政生涯奠定了一個基礎。我覺得作為青年團的工作，第一就是聯系廣大的青年群眾；第二要創新，因為青年人最少保守思想，我覺得我們在工作中也是很多方面與時俱進，跟我們青年時期的工作呼應相關的。另外，我想最重要的一條就是我們青年團的工作就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此番地方“兩會”后，福建省委書記宋德福﹑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江蘇省委書記李源潮都有在團工作經驗；北京市長孟學農﹑上海市長韓正﹑廣東省長黃華華﹑河南省長李成玉也有團學經歷；湖北人大主任楊永良與云南政協主席楊崇匯，同樣有共青團的工作經歷。在中國社會，共青團的定位始終是共產黨的生力軍和后備力量。大批有能力的年輕人從事團學工作是當然之事，他們中更有作為的已經成為中國干部新梯隊的主力人選，所以就產生了共青團紅星耀神州的現象。
學歷更高年紀更輕
春節前的1月19日，35歲的陸昊當選北京副市長，成為北京市新一屆領導班子的一員，被稱為“陸昊現象”的熱評屢見于各大報端。師從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具有北京大學經濟學碩士學位的陸昊是新一屆政府中最年輕的副市長，創下中國20多年來最年輕副部級官員的紀錄，但其主管的工業經濟工作卻是擔子不輕。不過，人們不會忘記他27歲出任北京制呢廠廠長，把一個虧損的大型國企扭虧增盈的業績，以及在任中關村科技園區管委會主任期間領導的一系列探索創新。陸昊只是中共地方官員年輕化的縮影。
報道說，中國地方高官的易變朝年輕化﹑高學歷的路子邁進的力度前所未有。據了解，除河北省委書記白克明今年已經60歲外，其余各人都在55歲左右：河南省委書記李克強是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今年只有48歲；浙江省委書記習近平則是50歲；上海市長韓正也不過才49歲。從整體上看，中國省部級官員的平均年齡比以前更加年輕，而且他們的文化水平也較以前更高，博士﹑碩士不在少數。如李克強和習近平都擁有博士學位，新任廣東省副省長宋海也具備經濟學博士學位等等。
省部級官員的普遍高學歷無疑是中共政策具國際視野的保證。陸昊當選北京副市長后，有評論道：陸的當選折射出中共選拔干部的標準已經適應時代發展和參與國際競爭的要求。具體而言就是：堅定的理想和信念，有本事，有基層工作經驗﹑理論水平和專業化背景，具有創新性思維﹑創造性表現和國際化視野。
當然，也有專家指出，某些高學歷的官員缺乏基層經驗。這批人雖具備一定的知識基礎，對問題有駕馭能力，在政策分析﹑公共政策的制定上，有一定的優勢，但他們駕馭全局的能力仍有待考驗。不過有一點可以肯定，有基層實踐經驗﹑知識層次高﹑有魄力，具有國際視野的年輕干部，其最大的優勢還是在年齡，有理由相信，這些年輕干部在任期內有足夠多的時間做出更多的政績。
私企老板躋身政壇
1月21日，資產超過八億的私營企業家﹑浙江傳化集團董事長徐冠巨當選為浙江省政協副主席，在此之前，他的身份是浙江省工商聯會長。與徐冠巨一樣，同為私營企業家的重慶力帆集團董事長尹明善也當選為重慶市政協副主席。雖然此二人均任副職，但畢竟是以私營企業家身份首次進入省級政協領導班子，其進步之幅度不可謂不大。
隨著私營企業在中國經濟中地位的日益提升，私營企業家參政的愿望也日趨強烈。地方工商聯和全國工商聯換屆，也以三名私營企業家當選為省級工商聯的會長和七名私營企業家當選為全國工商聯副主席的結果，宣告了私營企業家政治地位的又一次提升。春節前的各地“兩會”，更是將這種現象推向一個高潮。在北京新選出的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中，僅民營企業家就分別有15名和47名，大大超過上屆。在上海﹑遼寧﹑河北﹑浙江﹑江蘇等地人們同樣看到了這種情況。
社會學家吳志誠說：“新階層尋求社會榮譽和政治待遇的強烈愿望，正在得到國家進一步的承認。這是中國推進政治民主化的重要體現。”新華社的電文在評價這一現象時指出：“在中共十六大結束后的短短兩個月內，一批非公經濟人士迅速登上中國政治舞臺，其數量之眾為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罕見。”
書記執政強化立法
各地方政府換屆工作陸續完成的同時，人們不難發現，地方高官除了延續以往年輕化﹑知識化特點，熟悉經濟工作的常務副省長當選省市長外，不少地方黨委書記身兼人大主任的安排十分引人注目。除由政治局委員兼任的省市委書記，如北京﹑廣東﹑上海﹑新疆等則不兼任人大主任外，其它省市的人大主任基本上都由各省市的黨委書記兼任。由各地黨委書記出任人大主任，更能強化人大的立法工作。
觀察人士指出，隨著中國法制逐步健全，如何科學執政將成為中國今后探討的一個重要命題。
高官調動全國交流
這次地方人事調動始于十六大前夕，結束于今年“兩會”召開前夕。北京專家謝春淘說，這次干部調整，從中央到地方﹑從地方到地方的交流力度比較大。例如：張學忠任中共四川省委書記之前，擔任人事部部長；黃鎮東任重慶市委書記前，長期擔任交通部長；新任海南省委書記王岐山此前擔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主任；白克明從海南調任河北省委書記；張德江從浙江南下出掌廣東省委書記；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調任天津市代市長；河南省委書記陳奎元調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等等。
專家分析，這種中央與地方之間﹑地方與地方之間干部人事的調動，既在一定程度避免了腐敗的滋生，又利于各地相互學習發展經驗。如原浙江省委書記張德江一調至廣東，在粵各大媒體紛紛派出精兵強將前往民營經濟發達的浙江取經，并預測張將帶給廣東發展民營經濟的全新理念。對于戴相龍出任天津市長一職，天津媒體認為，戴相龍渴望給近年發展緩慢的天津注射一針強心劑，他在金融界多年的聲望更有助于天津在爭取資金上的支持。
今年“兩會”召開在即，地方人事的“大換血”為新一屆全國“兩會”的召開做好了鋪墊。值得期待的是，一個眾望所歸的中央領導集體必將領導年富力強﹑知識化﹑專業化的地方領導隊伍，為13億民眾實現小康目標竭盡心力有所作為。(孫志、王德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