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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反壟斷利器的“分拆”已經在過去的一年里變為現實，但伴隨著電力、電信、民航三大壟斷行業的分拆重組，多位曾經為分拆“鼓與呼”的專家們卻開始戲劇性地“倒戈”
2002年的最后一周，分拆的命運終于降臨到了電力行業，11家獨立的電力公司掛牌成立，此舉被喻為中國反壟斷的里程碑。
從民航、電信到電力，2002年被譽為中國的“分拆年”。
在人們對反壟斷充滿期待的時候，一些專家開始對由反壟斷引發的“分拆熱”進行反思。
“在反壟斷過程中，我們過多地強調了分拆。‘一拆就靈’正在成為一種流行的思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所副研究員余暉評價說。
“我們習慣于用分拆來引入競爭，卻產生了對不同的病用同一帖藥的做法。”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在梳理2002年的行業分拆之后得出這個結論。
“分拆年”后的質疑
中央電視臺對“分拆年”的描述是，“在100多天里，關系國計民生的三大行業——電信、電力、民航，一萬多億元資產、上百萬人員的重新排列組合，在入世后的頭一年、平平靜靜地完成了。”
難道這還不能讓這些經濟學家們滿足嗎？是他們太苛刻還是他們已經改變了看法？
這些經濟學家們都曾為去年目不暇接的反壟斷分拆秉書直言，有些意見相左的甚至還展開論戰，至今硝煙未散。“正是他們讓中國公眾開始了解，壟斷原來就在我們身邊，壟斷可以通過引入競爭來減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所副所長張文魁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說。
但是，如今他們卻開始不懂分拆了。這個時候，他們似乎跟當時諫言反壟斷時判若兩人。這些藥方是他們開的嗎？“建議常常被斷章取義，結果出來后往往事與愿違。”余暉有些失落地對中國《新聞周刊》說。無獨有偶，當時開藥方的人，最后看到的藥已經面目全非。“電信是分拆了，但不是我們所設想的那樣。”北京郵電大學闞凱力教授說。
對此，經濟學家茅于軾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分拆的方向是對的，但是分拆的過程必須給予充分的透明度，讓各方的利益主體充分地博弈，進而產生合理的分拆方案。”他認為，規模如此龐大、關系利益群體如此廣泛的分拆熱，應該給予公眾充分討論與知情的權利，“作為公共決策，至少每一步都要讓老百姓知道。”
“分拆年”剛剛過去，新的分拆又要到來，關于郵政和鐵路的“反壟斷”問題又將在今年提上新一屆政府的議事日程。此時，眾多學者在接受中國《新聞周刊》采訪時紛紛表示，上一輪以反壟斷為目的的“分拆與重組”，在行政劃分的基礎上雖然產生了形式上的競爭格局，但是真正的競爭遠沒有到來，與此同時，隱患卻不斷地被提出來。
一拆就靈？
“事實上，并非所有的行業都應該分拆，都應該引入競爭；而且，反壟斷也并非只有分拆這一招。”沒有做到對癥下藥，被茅于軾歸結為“經驗不足”。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高德步對中國《新聞周刊》評價說：“分拆是講究行業特性的，石油石化、煤炭、郵政等行業屬于自然壟斷行業，他們還是不宜于過度分拆的。另外一些行業如民航、電信這樣可以完全競爭的行業，在拆除了行政性壟斷后，就可以充分發揮市場中民營資本和外資的作用，取消行業準入門檻才是關鍵。”
經濟學家薛兆豐則對中國《新聞周刊》坦言，從1998年開始，他就留意到經濟學者盛洪和茅于軾等一直主張中國制定反壟斷法、主張分拆，“我的幾篇關于反壟斷立場的文章，都是寫給他們看的。”他并不相信分拆可以解決壟斷的問題，“分拆與管制往往適得其反”。他認為，人為準入障礙才是壟斷問題的惟一癥結，其他都是似是而非的。
在首都經貿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股份制專家劉紀鵬看來，“濫用分拆”已經出現，一些自然壟斷行業中的網絡資源被橫向地分拆了，“比如電力中輸電網絡的分割，比如電信中基礎網絡的橫向分拆，以及可能出現的郵政橫向分拆。”
“意味深長的是，中國的壟斷行業大都是一夜之間依靠行政命令建立起來的，而現在政府又似乎想在一夜之間把它們變成分散的市場主體。”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經管院教授韓德強對于去年的分拆熱感慨頗多。
與韓德強持有相同看法的是北方交通大學教授王之泰。中國目前從大壟斷變為小壟斷的分拆令他感到疑惑。“我們急于分拆了很多全國大的系統，而沒有為以后基于市場建立一個全國性的大企業而做準備。比如中國當時的物資系統如今已經分崩離析了，連網絡都沒有了；比如當時高度集中的商業系統，為什么沒有體制創新成為中國的‘沃爾瑪’？”他反問道。
此分拆非彼分拆
分拆能帶來什么？能帶來競爭，競爭則能讓老百姓得到好處。這是人們慣性的思路。這樣的看法也反映了公眾對上一年分拆熱的態度。但是這種看法也許是想當然的結果。
“目前這一階段的分拆更多的是利益格局的重新劃分。”高德步評價說，“因此，或許不會有什么實效。”
以最近的電力改革為例，是否伴隨著眾多電力公司的成立，老百姓可以享受到“競價上網”帶來的好處？“我看很難！”劉紀鵬說，既然是競價上網就要有競爭并需要競爭平臺，但目前在全國范圍內競爭的平臺尚未形成，全國眾多的輸電網并沒有有效連接起來，“在這一輪簡單分拆之后形成了各地區的平衡，電網之間缺乏連接的沖動。”劉紀鵬擔心：沒有競爭平臺，何來競爭和實惠？
鐘偉對于電力改革也有很多疑惑，他擔心電價不降反升，因為輸電網的價值一直以來因為電網合一而沒有很好地體現出來。“網、電分離之后，網的價值必然會被重新評估并體現在電價里。”另一方面，兩年之內，電力的緊缺局面還會繼續加劇，“供不應求的東西怎么會降價？”劉紀鵬說。
那么，在已經開始了的電信競爭中，中國網通與中國電信的互相叫板并在對方的“地盤”鋪設網絡又做何解釋呢？鐘偉將市場中的兩個競爭主體比做賭博中的兩個賭徒，當賭本用盡的時候就是賭徒退出之時；與之相同，兩個產權清晰的市場主體的競爭是有邊界的，因為資產有限性的硬約束和退出機制的存在，這些競爭將會在較為合理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健康與理性的競爭目前還很難看到，因為他們基本不用承擔競爭費用。”余暉對此直言不諱。分拆之后的企業依然是國有股一股獨大，同時分拆并沒有伴隨著產權的明晰和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分拆后的幾個壟斷性企業之間，最容易形成的就是‘跟進式’競爭，如規模擴張戰，價格戰。這種惡性競爭在短期內對老百姓有利，但是隨著這些壟斷企業財務狀況的惡化最終也是要老百姓來買單的，因為他們幾乎都是國有資產。”
事實上，中國2002年的這一輪分拆熱并不是經濟學意義上的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行為，眾多經濟學家們的共識是，目前“只能說是用行政手段，人為地制造出形式上的競爭局面”。
一個被專家學者普遍認可的比喻是：中國壟斷企業的腳已經向市場邁進了一步，但是他們的腦袋還停留在計劃經濟時代。
分拆只是第一步
“我們別無選擇，中國的特殊國情決定了現階段的分拆只能如此；至于下一步，只能寄希望于國有資產管理制度的改革。”國務院體改辦宏觀體制司司長孔涇源博士說。
讓他感到欣慰的是，十六大報告中提出“國家要制定法律法規，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分別代表國家履行出資人職責，享有所有者權益，權利、義務和責任相統一，管資產和管人、管事相結合的國有資產管理體制。”這種中央和地方分別行使出資人職能的國有資產管理格局已經讓很多人看到了希望。
“這一步棋走出后，我們才有可能找到連接公有制與市場經濟的橋梁。”劉紀鵬感慨萬分，“行政性的拼湊和分拆都是一樣不好的效果。”翻開中國的經濟史，上個世紀80年代搞行政性企業集團，90年代又搞了捆綁上市，中國經濟改革經歷了一系列艱難的實驗。
一條貫穿始終的主線是，中國究竟應該怎樣建立符合以資本為紐帶、以市場為導向的大企業集團？“是完全打散了從頭再來，經歷一個重新競爭的過程；還是說我們要走一條捷徑，在改革主導方式明確的條件下，不再重復西方國家百年競爭史？”劉紀鵬的疑惑代表了許多經濟學家的心聲。
沒有答案卻依然存有希望。畢竟，反壟斷的分拆已經在死水中掀起波瀾；這個時候，如果不引入活水就不會有活力。
那么活水從哪里來？“就是外資與民間資本，就是必須從產權模糊的競爭變為真正的有產權邊界的市場主體的競爭。”鐘偉說。
同時，中國的市場信仰者們認為，分拆是第一步，產權改革應是第二步。“如果在分拆后我們不能進行產權改革，那么只能導致惡性競爭或者是企業兩敗俱傷，沒有多贏，只有多輸。”鐘偉說。而伴隨著國有資產管理格局的深刻變革，來自產權層面的改革呼聲已經迫在眉睫。
“面對已經過去的一輪分拆，我們仍然看不清未來的走向。人為地制造出競爭，絕非市場化競爭的全部內容，這只是第一步且是具有象征意義的一步。”余暉說。
文章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原標題：分拆熱遭質疑
作者:王晨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