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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鄭廷鑫 陳小瑾

　　無論是在演唱會上公開剪掉自己的美國護照，積極參加“天下圍攻”倒扁運動，還是在汶川大地震后出現在加州賑災晚會演唱《亞細亞的孤兒》，羅大佑始終沒有遠離政治運動和社會現實。

　　轉折點

　　1982年，那個叫羅大佑的年輕人，還是醫院放射科的醫生。有一天，他收到了臺北市“議員”送來的一袋袋體檢病歷，其中，“有一個人叫謝長廷，有一個人叫陳水扁”。

　　就在那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第一張專輯《之乎者也》。在專輯文案中他寫道：“這一趟音樂的路，走得好辛苦。在東方與西方、傳統與現代、嚴肅與通俗間，我幾乎是一路跌跌撞撞摸索過來的。”

　　走得辛苦的另一個原因，他沒有寫出來，只是在心里掙扎：那時他還沒下定決心選擇做醫生還是做音樂。

　　父親是醫生，母親是護士，姐姐是藥劑師，哥哥是牛津大學的心臟醫學博士，一家人都以醫學為中心。從在醫學院讀書時組建“洛克斯”樂團，到寫第一首歌，到出第一張唱片，一直到拿了醫師執照，醫生還是音樂人，這個選擇困擾了他10年之久。

　　早在他還是實習醫生時，《之乎者也》的錄制就已經開始了。起先沒有人愿意冒險出版這種與市場主流相差極大的音樂。幾年后，成立不久的滾石唱片決定推出這張專輯。不料，這個瘦削冷峻的青年一夜之間成為年輕人心目中的叛逆偶像。臺灣樂評人馬世芳這般描述當時的情景：“媒體也掀起羅大佑是洪水猛獸還是時代良心的論戰，在毫無心理準備的前提下，他發現自己已經置身暴風眼的中央，被戴上了‘青年時代的先知兼代言人’這頂大帽子了。”

　　于是，他一邊當醫生，一邊連續出版了《之乎者也》、《未來的主人翁》、《家》這3張專輯。“回頭看這幾張作品掀起的社會效應，其規模之大、延續之久，整個臺灣流行音樂史上除了羅大佑，似乎還沒有任何人制造過。”馬世芳如是評價。

　　但對當時在醫生和歌手兩種角色間游移不定的羅大佑來說，這卻是痛苦的煎熬，“兩邊走的時候，一度覺得自己對兩方面都失去信心。”

　　1987年，他終于下定決心，給父母寫了一封信，“感謝他們對我作為一個醫生的栽培”，但是，他選擇不做醫生，專心做音樂，“那么多醫生里，不需要多一個羅大佑；但在音樂上，還有很多發展空間”。

　　這個決定，讓羅大佑開創了新格局。不久他在香港組建自己的錄音制作公司“音樂工廠”，從事音樂的開發及電影配樂工作。他將對東方曲調的探索，對一個民族的宿命所進行的精確剖析，對黃色人種的濃烈情感和故鄉情懷，以音樂鋪陳開來。

　　隨后的幾年里，他出版了《皇后大道東》、《原鄉》、《首都》。有人說，這是“羅大佑的中國三部曲”，他對香港前途的追問、對臺灣根源的探索，對祖國大陸變動的思考，躍然于歌中。“一個鋪陳民族命運的史詩企圖，在三張原本各處一隅的專輯之間巍然聳立起來”。

　　另一個華語樂壇大佬級人物李宗盛談到羅大佑時說：“我覺得從羅大佑之后，就沒有看到有人再做同樣的事。”而在羅大佑之前，同樣沒有人做過那樣的事。“華語音樂的教父”，這個稱呼很大程度上也源于此。

　　挑戰者

　　從一開始，羅大佑就以一個挑戰者、叛逆者、孤臣孽子的姿態出現。一身黑衣，長長的黑色卷發蓋住了臉，不茍言笑，永遠戴著墨鏡，這是他最早的形象。

　　當時的臺灣，正處于國民黨一黨獨大的威權時代，“胸襟狹窄的執行者，就像坐在角落一邊摔玩具發脾氣一邊啼哭的小孩子”，“醬缸里傳來一股文陰陰的濃重酸氣”。對于羅大佑來說，這樣的環境卻使得那種“多年不見的使命感就這樣無情地冒了上來”。

　　從《之乎者也》文案里寫的“歌曲審查之，通不通過乎，歌曲通過者，翻版盜印也”，到《現象七十二變》里聲嘶力竭地唱的，“有人在黑夜之中槍殺歌手”；從挑釁國民黨的專制到抗議民進黨的腐敗，一以貫之的是他鮮明的政治立場。

　　1985年，臺灣音樂人在“臺灣光復40周年”的號召下共襄盛舉，羅大佑創作的《明天會更好》迅速成為廣為傳唱的金曲。年底的大選，國民黨的標語就是“要一個更好的明天”。這首歌成為競選的工具，是他始料不及的。但“政治利用”的責難卻鋪天蓋地般落到他的頭上，這是他日后離開臺灣去紐約生活的一個重要原因。

　　此后，無論是在演唱會上公開剪掉自己的美國護照，積極參加“天下圍攻”倒扁運動，還是在汶川大地震后出現在加州賑災晚會演唱《亞細亞的孤兒》，年歲漸長的羅大佑，始終沒有遠離政治運動和社會現實。

　　“誰要利用21世紀全世界最唾棄的恐怖分子心理來影響選情、制造社會恐慌，誰就是罪魁禍首。”2004年3月27日，為抗議選舉不公正，“泛藍”支持者連續多日在臺灣“總統府”前集會，幾百名藝人加入其中，羅大佑主動要求講話，發出了這樣的吶喊。

　　“大佑給我的感覺是他為兩岸三地唱的作品題材比較廣，他會看臺灣、香港和大陸的特點、關系，而不僅僅是市場。他很關注香港的政治、經濟，臺灣和香港的互動，他是個有強烈歷史感的音樂藝術家、創作歌手。他這樣定位自己。一直以來，他對自己的作品都非常重視，而且是從一個歷史角度來看待。”羅大佑好友、香港文化人馬家輝這樣評價。

　　倒扁運動第4天晚上，身穿紅衫的羅大佑來到現場的舞臺上，以《心事誰人知》開場，炒熱現場氣氛。接下來他又連續演唱了《戀曲1990》、《月亮代表我的心》，然后對臺下熱淚盈眶的施明德說，“不要掉眼淚嘛施明德，男兒有淚不輕彈。”他帶領著臺下的無數人齊喊：“陳水扁，下臺！”雙手高舉，聲嘶力竭，激憤滿懷。

　　馬家輝還提到，“在倒扁高潮的時候，有一個晚上我們在他家喝酒、唱歌，在場的還有一兩個臺灣來的作家，唱到最后一句，他把原來寫愛情的詞改成了‘陳水扁下臺’。陳水扁敗選、被收押等這些關鍵時間，就算人在外地，他都會打電話回來，報喜一樣。如果在香港，他會約朋友出去慶祝一下。”

　　2007年，他出席《天下》雜志創刊紀念日的演唱會，獨自在臺上清唱了未發表的新歌《吟》：“溶解的恩怨共邀我，別讓你的光輝沉寂。”

　　采訪當天，我們來到羅大佑家中時，他正在看《信報》，這是一份以嚴肅性在香港娛樂八卦的媒體氣氛中獨樹一幟的財經報紙。交談中，他對內地社會現實的了解超乎我們的想象，他家里的書架插著各種類別的書籍：音樂、政治、歷史、文化……獎杯則隨意地放在角落里。30年過去，他一直沒有稍減對社會的關注和對變動的闡釋，一直在路上。

　　另一個羅大佑

　　在歌迷印象中，有兩個羅大佑。一個是搖滾的、哲學的、理性的，用或直白或憤怒或平實的話語來諷刺政治和社會現象、表達個人思考；另一個則是傷感的、脆弱的、柔情的，用獨有的長句唱著各種風花雪月的詩和百轉千折的感情。

　　遠遠望去，羅大佑似乎是犀利的、不好接近的。事實并非如此。對于媒體稱其“孤獨的國王”、“華語樂壇里宛如‘伏地魔’三個字的名字”，他回應說：“什么時候變孤獨？這么孤獨嗎？通常這種人都死掉，而且埋在墳墓里面了。”現在他已經不戴墨鏡了。

　　“他很講義氣，很關心別人。有時候打電話，我講了一兩句工作上有些煩惱，或者說人際關系上有些煩惱，他不僅在電話里聽我講完，而且過兩天就會打電話來問：你那件事情怎么樣？”馬家輝說，“臺灣男人通常不太懂怎樣跟人交往，像他這樣的歌手，去哪里登臺，車停在外面，就會有幾百人圍著敲車窗要簽名。幾十年來都是這種經歷，難免就會過度保護自己。他卻那么體貼，讓我感覺很意外。”

　　和其他藝人一樣，羅大佑的時間屬于自己的并不多，但他很會主動合理地安排時間。“有時他打電話叫我去聚會，一打來就說，‘家輝我剛到香港，現在在機場往市區方向移動。你等一下，我一個鐘頭就到，我們就在家里聚會。’”馬家輝說，“每次聚會，找誰不找誰，吃什么，他的主意都很明確。有的朋友會說隨便、無所謂，但他總會明確提出想法來。他對生活很有主見、很有要求，住的房子要掛什么畫、要選一些特別的家具，他都會自己去做，很有效率。其他人就算有這個時間，也不一定有這種品位和閑情。他對生活，第一個是懂，第二個是有主見。”

　　有一次，馬家輝和羅大佑一起參加一本新書的新聞發布會。活動在一個商場舉行，舞臺后面有個小房間。“一進去就看到羅大佑在打太極。”這讓馬家輝很意外，“我當時的感覺，這是我見過的最健康的搖滾樂手。”

　　年輕的時候不是這樣的。在紐約生活，羅大佑整天泡在Disco，“覺得Disco里面才有生命的意義”。隨著年紀的增長，“整個人的眼界開了”，生活方式悄然改變。這兩年他培養起了運動的習慣，主要是爬山，還有就是跟內地一個師傅學太極，這能幫助他“放松精神，緩解壓力”。

　　與此同時，他依然執著于創作，時刻要求自己保持清醒的頭腦。“在我的手臂上有幾個自我警惕的煙疤，那是告訴自己勿再胡亂投入于‘思情深似海’的假象。”這可能就是那個冷峻的羅大佑對自己殘酷的一面。

　　自1996年發行專輯《戀曲2000》之后，一直到2002年，他才開始在內地舉行一系列演唱會。發行新專輯《美麗島》后，他又是久不露面。就在人們覺得羅大佑漸漸沉寂下去，那個年代也漸行漸遠的時候，他又扔出一顆重磅炸彈——與李宗盛、周華健、張震岳組成“縱貫線”樂隊，繼續另一種形式的創作。

　　他并沒有真正沉寂，一直都在思考他的音樂，只是“思考的東西越多，感情就越深沉”。“其實我在家里不做什么，就是想事情，這個可能就是我寫曲的狀態。我的活動都在腦子里，我常常失眠也是因為這個，我們的辦公室就在大腦里。”

　　在酒店里，正在接受媒體訪問的劉德華發現了羅大佑，跑來跟他握手，連稱“羅老師”。寒暄罷，羅大佑高舉雙手，為對方也為自己打氣：“加油加油！”

　　(摘自《南方人物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