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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宋振峰

　　這個題目，借用了國際地緣政治中的一個名詞，用以指整個體系中最薄弱的部分。二戰時期德意同盟意大利的南部，上世紀70年代處于美蘇兩大集團對峙前沿的北歐，都曾被形容為“歐洲柔軟的下腹部”。

　　在21世紀的生存和發展中，中國柔軟的下腹部何在？是我們低下的創新能力。

　　改革開放30多年，中國經濟進入快速發展期，國家面貌有了驚人的改觀，尤其最近十年，中國經濟的位次不斷邁上新臺階。相應地，得益于經濟實力的增強，科技投入三十多年來不斷加大，2008年全國財政科技投入超過2400億元，與改革之初的1978年相比，增長了40多倍。按照國際可比口徑，2008年我國全社會研究開發投入與GDP之比達到了1.52:100。2009年，中央財政科技投入較2008年又增長了25.6%。

　　尷尬的是，這樣的投入砸下去，除了為數不多的創新外，砸出的是無數“老頭樂”式的“科技成果”。我們引以為傲的不少重要發現和發明，放到國際競爭的舞臺上比較，就會知道大部分屬于二流或二流以下。以國家自然科學獎一等獎為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產生的為數寥寥的一等獎，鮮有能達到諾貝爾獎和菲爾茨獎級別的。在技術發明上，據2007年統計數據，在無線電傳輸、移動通信、半導體、西藥、計算機五大高技術領域中的發明專利，來自外國和外資企業的分別占93%、91%、85%、69%、69%。低端技術為主導致我們的經濟結構失衡，決定未來發展的關鍵技術產業群所占比重極低。

　　看看我們的東鄰日本，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上站起來至今，獲得各類諾貝爾科學獎的人數已經達到13人。如果說日本與我們國情不同，那么我們可以與當年的蘇聯相比較。在艱難的20世紀20到70年代，在西方的科技封鎖中，蘇聯仍涌現出一批璀璨的科學和工程天才，齊奧爾科夫斯基、巴甫洛夫、朗道、卡皮察、科羅寥夫、薩哈羅夫……都是世界科學殿堂中熠熠閃光的明星，正是他們的創造性工作，為今日俄羅斯打下堅實的科學技術基礎。中國堪與之比肩者寥寥無幾。

　　影響有多大？可以做一個反推，假如我們有經濟發展所必需的科技創新能力，以及建立在這個基礎上的強大的關鍵技術產業群，長期困擾我們的一系列國際國內經濟、政治、軍事難題將迎刃而解。由于中國經濟主要由低技術產業構成，經濟優勢難以轉化為軍事優勢，因此也難以轉化為戰略優勢和政治優勢。在許多利益攸關的問題上我們只能“夾著尾巴做人”，這事實上將阻礙中國的和平崛起。西方非常清楚這一點，唯獨在關鍵技術上對我們的門越關越緊。外部引進艱難，內生能力低下，長此以往，情何以堪？

　　原因何在？是政府不重視嗎？國際上很少有哪個政府像中國政府這樣重視科技，這三十多年來，歷任中央領導人無不大聲疾呼，關于創新重要性的警醒之語振聾發聵。溫家寶總理就指出，“重大戰略高技術是引不進買不來的。中國要搶占未來經濟科技發展的制高點，就不能總是跟蹤模仿別人，也不能坐等技術轉移，必須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創成果。”

　　如果把創新精神比喻成種子，它只有在肥沃的土壤和氣候中才能發芽成長，而文化和體制正是培養創新精神的土壤和氣候。不難發現，與科技創新同樣闕如的是我們的文化創新。歷來的科技強國，站在科技實力后面的是生機勃勃的文化，是社會對探索的鼓勵，對失敗的寬容，對知識的向往，對過度重商主義的抑制，等等。而從體制上看，目前的資源分配和評判標準弊病叢生，如：嚴于進而寬于出，助長急功近利而不鼓勵潛心探索，偏好數量而不重視質量，偏向權威而不青睞青年才俊，等等。正是文化和體制的雙重糾結，嚴重束縛了中國的創新步伐。

　　(摘自《瞭望新聞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