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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吳祚來

　　最近茅于軾先生在《同舟共濟》雜志發表文章《全社會必須恢復講理的風氣》。文章開始，茅先生就提出一個嚴峻的現實問題：社會的怨氣特別大，矛盾也特別多。馬路上吵架的人也多，火氣大，動不動就想打架。一方面大家生活都改善了，另一方面怨氣又這么大，到底是什么原因？

　　茅于軾分析說，這個社會正在越來越不講理，或者要講理卻沒有地方。一些人憤悶焦慮，就將情緒發泄在他人身上，造成社會沖突，甚至心理極端者會走上街頭、走進校園，制造流血事件。民間社會的敗壞，已是嚴峻的社會問題，各種極端惡性事件頻繁發生，就是一些地方民間社會敗壞造成的民間自殘。

　　基層組織與民間社會出現的種種問題或亂象，一方面是傳統社會模式已經蛻變，過去的鄉村熟人社會，漸變成城市的陌生人社會，人與人之間的自然溫情狀態沒有了，只有經濟利益關系，而新城市生態中并沒有建立新的道德價值準則或體系；另一方面，基層社會行政權力一家獨大，沒有足可以制約的力量與方式，使民間社會受打壓，造成冤屈與不公，有理申訴難。

　　地方政府的行政應該有法治底線與倫理底線，現實情形卻正好相反。一些地方政府的焦慮只有一條，就是經濟發展，而文化的發展、民間社會的發展、基層民主政治的發展，往往停滯不前。

　　我們這個社會不僅要講理，有地方講理，還應該回到常識。民主應該是常識，法治應該是常識，權力有效監督是常識，財政公開與官員財產公開更應該是常識，有冤有處申，也應該是常識。

　　我們主流媒體更多地談民生問題，民生與民怨，本質上多是民主問題。中國式的“增量民主”，也在一步步前進，譬如農民與城市市民同比例的代表資格，公開選舉基層人大代表等等，但這樣的增量敵不過基層的各種“對策”，國家應該在改革方面有更大的步伐，擴大民眾在官員任免考核中的話語權，培育基層民眾自治組織等等，使維護民眾基本權益的組織有力量抗衡行政權力的濫用。只有權力受制約，權利有保障，社會才能穩定和諧。

　　總之，茅于軾提出的問題看起來是日常倫理道德層面上的問題，其實質卻關聯著社會整體的改革與進步，單面的經濟發展，而沒有政治、文化、道德、民間社會的發展，社會必然心理與精神失衡，造成人們普遍的焦慮心態、不安全感、不幸福感。

　　(摘自《新京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