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聲明：刊用中國《中華文摘》稿件務經書面授權)

　　文/胡泳

　　在中國，記者常常被污化為“妓者”。這是因為，作為一種核心的自由，新聞自由遭遇金錢與權力的雙重羞辱。

　　2008年的記者節，中國新聞界是在“封口費”的恥辱中度過的。在哪一個國度，你會看到山西的一場礦難發生之后，真假記者爭先恐后趕到——不是為了采訪報道，而是去領取煤礦發放的“封口費”？在哪一個國度，你會聽到挺身而出曝光此奇觀的記者在網上不斷更換“馬甲”，向同行發問一個新聞業的ABC問題：“是抵擋不住利誘，違背良心去排隊領取‘封口費’，還是繼續深入調查取證，冒著生命危險將真相大白于天下？”在哪一個國度，記者比傳說中十惡不赦的煤老板還黑，以至于被煤老板奉送這樣的稱號：“端著新聞飯碗的丐幫”和“吃新聞飯的乞丐”？

　　就在山西這個地面上，2002年的繁峙縣金礦特大礦難中，就曾有11名新聞記者收受當地有關負責人及非法礦主賄送的現金、金元寶。他們不去現場，先去縣委、縣政府，因為那里才是他們心目中真正的“金礦”。曾經讀過一篇為第一個記者節而作的紀念文章，題為《我們記者》，其中有一句：“‘新聞記者’，是金子鑄就的字眼。”反諷得真好。新聞記者，是“金元寶”鑄就的字眼。

　　但公平地說，新聞記者中固然有“害群之馬”(請原諒我用這個濫詞)，其惡跡又怎抵“奧革阿斯馬圈”(篡改一下希臘神話，原為牛圈)？繁峙礦難中出事的山西一些報紙的記者，兩年前在山西大同被打死的蘭成長，后來所供職的報社都否認他們是正式記者。的確，他們不是新聞教科書上定義的“記者”，他們是廣告員、發行員、采編員，“一肩挑多職”的報社“能人”。誰逼得“馬”們除了會跑以外，還得會跳、會撈？當然是“馬圈”——那些不良的媒體。

　　還有令“封口費”相形見絀的事情。去年央視曝光了讓人詬病的百度競價排名，很多人就開始推測百度會拿出多少錢消災。果不其然，百度首席財務官李昕后來確認：百度第一季度“市場營銷支出”猛增，費用高達4000萬，“營銷相關支出的絕大部分”給了央視。如果企業競相以這樣的大手筆給媒體付“買路錢”，中國媒體的公信力大廈很快就會千瘡百孔。

　　用錢收買的封口固然觸目驚心，用權干預的封口更加驚心動魄。主流媒體的真記者因為深怕踩“紅線”、觸“地雷”而不作為，這才給了假記者大行其道的空間。中國新聞之軟骨癥，中國新聞人之無尊嚴，這方面的故事太多了，僅舉一例：中央新聞單位知名記者在南昌調查某職業技術學院欺詐考生，回京后制作節目，播出當天，受騙學生們再也壓抑不住憤怒，群起質問學校。同類事件在河南和湖南也爆發了。于是節目反而成了肇事者，停止重播，開會檢查。而在很多地方，封口費已然蔓延到了封眼費、封耳費和封手費……

　　然則，最大的恥辱乃在于，新聞界的很大一部分人已經喪失了恥辱感，這不僅僅是新聞界的恥辱，更是整個中國社會的恥辱。在今天的商業社會里，哪有錢買不通的事情？官員是可以賄賂的，記者是可以收買的，新聞媒體是可以通過公關搞定的。清人顧亭林說：“禮義廉恥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然而四者之中，恥為尤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又說，“故士大夫之無恥，謂之國恥。”我們的新聞傳統中，這種士大夫情懷尚且存在，例如，新記《大公報》有著名的“四不”主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現在，新聞記者卻毫無廉恥地“賣”了。新聞界的無恥不是國恥又是什么？

　　劉震云的小說《我叫劉躍進》中，有個警察叫老邢。“天天抓壞人，壞人就在自己身邊呀。只抓與自己毫不相干的人，不抓自己認識的壞人，讓老邢心里又有些郁悶。怎么老抓生人呀，該抓熟人呀；怎么老抓被抓的人呀，該抓抓人的人呀。可左右打量，這種情況，并不是一處兩處；這種局面，也不是一天兩天形成的，一個人兩個人形成的；天下不是一個壞人，天下烏鴉一般黑；而為了一般黑去抓烏鴉，或者為了這幫烏鴉去抓另一幫烏鴉，老邢懷疑自己工作的意義。但天下如此之大，老邢又扭轉不了；想不通，白想不通。”

　　記者跟警察一樣，想不通，白想不通。

　　(摘自《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