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病一:打工妹意外懷孕之痛
19歲的梅子和22歲的洛雁同時懷孕了，那試紙上的兩道暗紅色線條，像霹靂劍一樣讓她們膽寒，跺著腳地罵男朋友也無濟于事，只能硬著頭皮去找飯館老板請假打胎。滿老板一臉苦笑地準了假，滿福樓100多名打工仔來自河北、河南、東北等地。青春、稚氣、無知無畏。“盡管苦口婆心地給他們講身體之禁忌，懷孕之危害，甚至給他們派發安全套，可還是屢屢出事。”滿春林憂心地稱。
根據滿春林的調查，飯店里有8對正在搞對象的男女員工，他們每個星期會申請在同一天輪休，趁宿舍里的員工都在飯店工作之時“偷偷行事”。匆忙慌亂，就易出事。這兩天，滿春林又在琢磨可不可以在宿舍樓里給員工專門租一間小屋，就像廣東那邊所說的“鴛鴦房”，給年輕人們提供一點基本的物質保障，可這事兒合法嗎？
心病二：鴛鴦房質劣價高之苦
其實，滿春林想象中的“鴛鴦房”在北京城區大有存在，而且，生意還不錯。北京朝陽區某居民小區幾棟高層塔樓的地下二層，就隱蔽著這樣迷宮似的小旅館。近千平方米空間被薄薄的石膏板隔成60多間小屋，曲曲折折一間挨一間，面積多在七八平方米左右。
透過幾間虛掩的房門看到，床頭柜上擺放著女人用的搽臉油、梳子、鏡子等。老板娘說，“兩口子從外地來辦事、打工的包上一兩個月的比較多，散客就比較復雜了”。該小區物業的一位垃圾清運工證實，一些物業員工偶爾也會光顧一下這個小旅館，“要是有誰的對象或老婆來了，就咬咬牙花20塊錢去住一宿，總比公園好吧，能睡得踏實點。”
據了解，這個管理著千戶居民的小區物業共招收了60多名外地打工者，做保安、保潔、水電維修等工作。他們多數是正值青壯年的孤身男女。每月工資500至1200元不等，8到10個人一間擠住在小區一幢樓的地下一層里。物業員工與餐館服務員、發廊小工等一道構成除建筑工人外，外來進京務工人員的第二大群體。
心病三：建筑工地的當代“牛郎”之癢
北京海淀區公主墳附近一處建筑工地。民工張師傅訴起苦來:“咋不想老婆，這工地上，有一年、兩年沒回家的，家里的女人什么樣，都想不起來了”。這位張師傅來自四川遂寧，已經來北京打工三年了，但他覺得跟別的工友比起來，自己還算幸福的，因為媳婦也和他一起來北京打工，而且就在這同一個工地上，免去了相思之苦。
但是即便像這樣天天能看一眼說句話的，基本的夫妻生活也很難保障，“工地實行男女分宿，不管你是不是夫妻，我媳婦她們住二樓，我們住一樓”，工地管理者為了避免一些“不必要”的麻煩，還在工棚的一樓和二樓之間裝上了鐵門，“一到晚上就上鎖，人家牛郎和織女是一條銀河隔兩岸，我和媳婦是一扇鐵門隔上下啊”。
“沒想過出去租個小房嗎？”“想，咋不想呢，可就是一個最最一般的小平房，啥也沒有，也要300塊。我們倆一個月才一千多塊錢，還得供孩子念書呢。”據張師傅介紹，很多施工隊私下里都立有這樣的規矩:嫖娼被警察抓住的，立即開除；嫖娼染上病的，立即開除，遣返回鄉；在單位內部亂搞男女關系的，立即開除。
心病四：打工妹打工仔愛之病
滿福樓曾有一位女服務員意外懷孕后，不敢告訴別人，又不舍得花錢去正規醫院做流產手術，就到藥店打聽著買了些藥自行做起藥物流產，結果失血過多被送到醫院搶救。
朝陽區某小區的保潔員，36歲的河北婦女鄭春燕說，她已經生了兩個孩子了，“在我們農村那兒，女人20歲就生孩子，生完了再出來打工挺正常的，生到第二個孩子就必須要做節育手術了，生一個孩子的一般也會跟著就帶環。都懷不上孩子了，還怕啥？”
在此次調查中，多數已婚受訪女工說，她們從來沒用過安全套，對于安全套的作用，防止懷孕被列在第一位，而防止感染性病則很少被提及。而對于如果被傳染上性病怎么辦的問題，40人中有26人表示去小診所治治，12人打算拖著不治，僅有兩人表示要去正規大醫院治病。
心病五：打工仔從壓抑到騷擾到犯罪
夕陽晚照，城市某條街道，一群附近工地收了工的民工一字排開蹲在馬路牙子上，盯著來往路人，間或有妝扮俏麗的女人經過，人群中就傳出口哨聲，指指點點的竊笑聲，甚至是一聲“嗨！美女！”福建籍的民工小趙撓著腦袋，嘿嘿笑著解釋說:“我沒啥惡意，就想跟她打個招呼，我都21了，還沒對象呢！”這騷擾式的招呼在大街上一晃而過，一般人都不會太計較。可是，這事兒要發生在大學校園里，就讓女大學生們有點恐慌了。
北京某重點高校，自從半年前學校新的學生公寓開建以來，保衛處的荊老師就不斷接到女大學生被民工騷擾的投訴。2003級中文系由姍姍(化名)的寢室與工地相距不到6米，中間只隔著一道矮墻。工地的民工就經常光著膀子站在對面向她們寢室里張望，晚上還用手電筒向女生寢室里晃，“好像生怕我們聽不到似的，故意提高嗓門對著窗子喊一些不堪入耳的話。”如今，無論白天黑夜，該校這幢女生宿舍樓都能看到一個奇觀:面對工地的寢室幾乎清一色被厚厚的窗簾封得嚴嚴實實。
女生們的擔心不無道理。一項官方研究顯示，88%的進城務工人員遭受“性壓抑”困擾。這導致他們去看色情電影，甚至還可能引發性犯罪。
中國著名的性社會學家，中國社科院研究員李銀河給出了一個數字:海淀區檢察院2001年至2003年辦理的強奸案件中，有65件是外地來京務工農民所為，占此時段強奸案件總數的58.6%。李銀河認為，不能據此簡單地認為農民工道德水平低下，法律意識淡薄，這個搶眼的數字說明農民工的性壓抑程度已經很深，壓抑太深太久，沒有正常的宣泄渠道，可能導致性犯罪。
對于農民工性健康狀況堪憂的現實，李銀河建議盡快引入“同伴教育”的模式。這種源于澳大利亞，流行于英美等國的培訓手段，是先在一個群體中(比如農民工)選出若干有影響力的骨干進行有目的的培訓，再通過他們回到與自己年齡相仿，生活背景和興趣愛好相近的人群中分享信息、觀念或者行為技能，以實現某種教育目標。這種教育方式廣泛應用于生殖健康、艾滋病的宣傳教育和吸毒、自殺、酗酒、性別歧視和婦女問題等社會領域。
有社會學家建議在經濟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出于公共服務的目的，可以由政府財政撥款建設一批價格低廉的民工旅館，幫助夫妻短暫相聚的農民工一圓鴛鴦夢。
而針對目前在京大多數農民工都是孤獨一人，伴侶不在身邊的情況，北大法學院梁根林教授也建議，可以對農民工實施帶薪探親假的制度，這既滿足了將農民工定位為普通勞動者，當然應該享有普通工人的帶薪休假權利，同時也緩解了農民工心理和生理上的苦悶，有利于和諧社會的建設。(來源：北京晚報；作者：辛宏 李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