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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命危急時刻你會想到誰？

　　120，在北京，還有999。

　　當城市越來越大道路越來越堵，當人口越來越多健康意識越來越強，一個統一、迅捷、專業、高效的急救體系，自然成為城市建設中的重要一環。

　　然而接連出現的狀況讓一名干了十多年的急救醫生意識到，這個城市的急救體系自身有恙。

　　一家獨大時代

　　上世紀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調度受理電話只有4萬多次。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禮的情況下，120的調度受理電話已接近20萬次。

　　“作為一名急救醫生，同時為人父母，看到這樣的事情真的很難過。”談及朝陽區19歲男孩宋騰之死，坐在記者對面的譚帥(化名)表情凝重。

　　他說這雖然是一個有其特殊性的個案，但這樣的事遲早會發生，因為北京的急救體系存在諸多深層矛盾。

　　上世紀90年代中期，譚帥大學畢業后進入市急救中心，成了一名急救醫生。他說之所以做出這樣的選擇，是想好好看看這個社會，“和那些待在醫院的同學相比，我這些年看的人和事肯定比他們多”。

　　他的這份熱情至今未減，每次出診還是很興奮，“我老婆說我出診的時候和不出診的時候相比，回家話都多一些”。

　　據譚帥回憶，那時市急救中心只有百十號急救人員、七八十輛救護車，不到現在的五分之一，而且當時還沒有999。

　　不過他說那時北京沒現在這么大，人沒這么多，路也沒這么堵，“那時主城區也就到三環，從和平門出發跑一趟通州、門頭溝都很快。夜里有兩輛車在外頭轉悠，全北京都夠了”。

　　上世紀90年代中期，120每年的調度受理電話只有4萬多次。而到了2006年，在有999分庭抗禮的情況下，120的調度受理電話已接近20萬次。

　　市急救中心成立于1988年，前身為成立于1955年的市急救站。1988年，全市統一的急救熱線電話亦變更為120。而從1979年開始，各區縣相繼建立急救站，與市急救站聯網協作。

　　據譚帥介紹，直到他參加工作那會兒，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屬的幾個急救站仍然承擔著絕大部分來自120調度系統的出車任務，只有很少一部分任務會派給各區縣的急救站。在120之外，各區縣急救站也有自己的熱線電話，但業務量不大。

　　這意味著全市絕大部分出車任務都由市急救中心完成，無須與其他部門協調，調度指揮相對迅捷，監管亦更加直接。

　　市區兩級博弈

　　到2008年，全市掛120牌子的急救站約200個，其中只有約20家直屬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隸屬各區縣。

　　隨著急救業務的快速增長，市急救中心不得不將更多任務分給各區縣急救站。與此同時，各區縣急救力量逐步壯大，問題開始變得復雜。

　　到2004年，市急救中心及其直屬急救站出車次數與各區縣急救站已基本持平。5年后的今天，前者出車次數已降至120調度受理電話的三分之一，后者出車次數則升至三分之二。

　　另一組數字對比更加明顯，到2008年，全市掛120牌子的急救站約200個，其中只有約20家直屬市急救中心，其余均隸屬各區縣。

　　這意味著120系統的大部分出車任務，市急救中心接警后須與各區縣急救力量協作完成。

　　因為10個遠郊區縣地域廣闊，市急救中心很難掌握細致情況，120實行“二級調度”。作為城八區中惟一的例外，朝陽區也實行“二級調度”，其他7個城區則實行“直接調度”。

　　因為多了一個中間環節，“二級調度”反應速度不如“直接調度”，在信息的準確傳達方面亦不如后者。

　　譚帥說真正麻煩的是監管環節，市急救中心直屬急救站人員車輛如果出現問題，調查取證及處理都相對簡單。可如果問題出在各區縣急救人員身上，調查處理就復雜了。

　　譚帥舉例說，朝陽區的患者如果遇到問題需要投訴，肯定先找市急救中心。如果問題出在朝陽方面，市急救中心只能要求朝陽方面給予答復并轉告患者；如果患者對這一答復不滿，市急救中心只能讓患者直接與朝陽方面交涉，而無權直接調查處理。

　　市急救中心主任張永利2007年在接待市人大代表調研時坦言，他們對非直屬急救站沒有任何制約能力，經常出現人員車輛不到位，不愿意接受指令或者根本不派車的情況。

　　試點垂直管理

　　市急救中心購置了數十輛奔馳救護車……市衛生局想把這批車分給各區縣急救站，但未獲有關部門同意。幾千萬的車，一年多了就擱那兒日曬雨淋。

　　專家認為，要從根本上化解市、區兩級急救部門權責不清的問題，必須革新機制，實現垂直管理。

　　據市急救中心一名不愿具名的人士透露，市衛生局有意在4個中心城區先行試點垂直管理，目前正在運作此事。

　　不過譚帥認為，實現垂直管理難度不小，因為牽涉到行政、人員、編制、財政等諸多問題，首先需要協調市政府相關委辦局意見，而這一點并不容易。

　　譚帥舉例說，為了備戰2008年奧運會，市急救中心購置了數十輛奔馳救護車。奧運會結束后，市衛生局想把這批車分給各區縣急救站，但未獲有關部門同意，“幾千萬的車，一年多了就擱那兒日曬雨淋”。

　　實現垂直管理還須協調與各區縣的關系，這同樣不容易，“這一部分資源掌握在自己手里，辦事更方便，區里當然不愿放手。”譚帥一語道破其中奧妙。

　　不過各區縣情況也不完全一致，朝陽區有意把120做大做強，而在東城，去年奧運會期間該區有八九個急救站，到了今年卻因財政撥款問題全部關閉。譚帥稱，7月22日發生在協和醫院門口的女孩被撞多時不見救護車蹤影一事，與此不無關系。

　　迅速崛起的999

　　救護車每跑一公里要貼幾塊錢，只有院內接診有利可圖。現在120靠財政撥款只貼不掙的“院前”，999卻可以通過“院內”賺錢。

　　2001年，“內亂”未平的120迎來了一個強勁對手，這便是999——北京市紅十字會緊急救援中心。

　　8年來，雙方的交鋒每每成為媒體關注焦點，兩家是否合并的討論，幾乎每年北京兩會都要來一遍。

　　999為自己找的存在理由是它迅速壯大的事實：創辦當年，999半年呼叫量即達1萬次，第二年6萬次，第三年8萬次。目前999在全市共有62個急救站，約為120的三分之一；救護車102輛，約是120的四分之一。

　　999據此認為，北京急救市場遠未飽和，雙方處于一個共贏的競爭狀態，發展空間還很大。120急救人員一直存在較大缺口的問題，也反證了999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但120方面認為，一個城市存在兩套急救系統容易引起混亂。

　　2005年，時任市急救中心主任的趙永春表示，“急救資源的分散造成重大意外災害事故救援現場指揮不統一、救治信息殘缺，以致上報給政府部門的救治信息出現遲緩、失真。”在急救網絡建設方面，則出現有的區域重復建設、有的區域一片空白的無序狀況。

　　趙永春還舉例說，有時一個病人同時呼叫兩個急救電話，兩個系統同時出車，造成資源浪費。

　　對于一個城市需不需要兩套急救系統，市民態度也有分歧。有人認為競爭在客觀上可促進雙方提高服務質量；但也有觀點認為，由此引發的混亂和資源浪費確實存在，“這個行業畢竟特殊，公安、消防、交警都是一個統一的號碼，為什么急救要搞兩個？”

　　專家稱像北京這樣擁有兩套急救系統的，在全世界也很罕見。

　　2004年6月，衛生部和信息產業部曾聯合發文，將120確定為“院前急救惟一特服呼叫號碼”，通知稱未經衛生行政部門批準，醫療機構不得設置其他形式的急救電話。這引起999上級主管部門中國紅十字會強烈反對，后不了了之。

　　市衛生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鄧小虹曾多次表示，將與北京市紅十字會協商整合120和999資源，但999的出現有其歷史原因，二者分屬不同系統，整合工作難度大，短時間內恐難實現。

　　作為一名120一線急救醫生，譚帥常常會與999“短兵相接”。讓他感受最深的是，999實行公司化運作，機制體制比120靈活得多，“我們的經費來自財政撥款，買設備、上項目，必須提前一年做預算，他們領導一拍板，這事兒就辦了”。

　　而在另一方面，雙方競爭又存在“不公平”因素。2005年，根據市衛生局要求，市急救中心停止院內接診，專事院前急救，999則一直院前、院內一起做。

　　譚帥介紹說，院前急救都是貼錢的，救護車每跑一公里要貼幾塊錢，只有院內接診有利可圖。現在120靠財政撥款只貼不掙的“院前”，999卻可以通過“院內”賺錢。

　　譚帥認為，兩大急救系統必須整合，也完全能夠整合，奧運會期間雙方曾建立聯系機制協同作戰，效果相當不錯，“為什么平時就做不了？這就是一個部門利益的問題，可是跟老百姓的利益相比，部門利益算得了什么？”

　　行業生存困境

　　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須出車，久而久之急救人員難免產生情緒。學這么多年醫，整天就干一搬運工的活兒，難免有人覺得大材小用。

　　譚帥回憶說，他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工作內容和現在頗不相同，那時很大比例的患者需要進行現場救治，而現在，這一比例已大幅降至20%左右。急救人員出車去現場，大部分做的是相對簡單的轉運工作。

　　他說這和人們健康意識的增強有很大關系。在過去，人們一旦生病是先扛著，實在不行了才會去醫院；而現在，稍有一點頭疼腦熱都會很重視，有些患者完全可以自行去醫院就診的，也會求助120。

　　按規定，只要患者有需要，不管是什么毛病，120都必須出車，久而久之急救人員難免產生情緒，“學這么多年醫，整天就干一搬運工的活兒，難免有人覺得大材小用。”譚帥說，這樣的因素在宋騰死亡事件中可能也是存在的。

　　譚帥表示，這也反映出我國在急救制度方面的立法空白，“患者什么情況下可以打120，急救人員什么情況下必須出車，什么情況下可以不出車，都沒有法律依據。你明明可以自己去醫院，非得120跑一趟，成本多高啊”。

　　譚帥說困擾急救醫生的問題不僅于此，這個行業的生存困境，已經成了一個老生常談的話題。

　　他去報考全科醫生的職稱，人家說你這樣的不能報全科，“那你告訴我能報什么？那人查半天，別的更報不了。”他說作為急救醫生什么都得懂一點，因此什么都不精，這讓他們在職業發展上十分尷尬。

　　而在待遇方面，在市衛生局所有下屬單位中，市急救中心排在倒數幾位，多種因素讓很多醫生不愿踏入這個行業，“人才荒”由來已久。

　　雖然也有過跳槽的想法，但譚帥強調他是熱愛這個行業的。他說，這是一個年輕的行業，無論從社會需求還是醫學發展的角度看，都是一個有發展空間的行業，需要有熱情，“還得有一點理想”。

　　出于職業習慣，譚帥對各種與急救有關的新聞報道十分關注。7月28日，東五環發生嚴重車禍造成7死1傷，當時應急車道被擠占導致急救人員無法達到現場，這一情節引發強烈關注。這樣的悲劇同樣讓譚帥心情沉重。他說，急救并不完全是120、999的事兒，市民素質亟待提高。

　　他說看問題不能光看表面，比如宋騰之死，如果最后就是處理那么一兩個責任人，深層問題得不到解決，“這事兒就沒太大意義”。(歐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