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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曾在美國駐華大使館門前那條街上公然叫賣盜版光碟的小販們已不見蹤影。這個有趣的變化，是過去五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的真實生活場景。
不只是在知識產權領域，一份由政府鄭重承諾的協定文本，也帶給中國人從思維到行動、從言語到意識的許許多多變化，其實也并非什么意外之事——在那一系列經濟形式的背后是經濟基礎的變化，這個變化也必將給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內核帶去影響。胡錦濤一個月前在中共十六屆六中全會上說的“戰略機遇期”和“矛盾凸顯期”，就反映了中共高層對未來一個時期中國社會發展從全球角度下所作的重大判斷。
關于這一觀點，只要看看五年來中國人在怎樣地改變角色就可以找到答案：
其一，社會公共意識開始萌芽，前所未有地成為國民認知的一部分。不僅政府文件公開討論公共管理、公共服務、公共利益，大眾媒體甚至創造出“公共知識分子”這樣的名詞以凸顯利益集團的出現——隨著漸進式地承認私有制，社會共有的觀念成為社會輿論的焦點，被當作新的社會實踐的價值觀；
其二，權利主張行為不斷增多。從知識產權到民生維權，從城市居民到失地農民，表面上看似簡單的法律意識增強和復雜的社會沖突加劇，本質上卻是社會運行機制在轉型過程中的必然，這一點由立法機關歷史性地籌謀《物權法》可以佐證；
其三，公民個性自由得到尊重，也是中國社會在全球化時代日益開放的寫照：思想言論自由進一步得到體現，在自由遷徙、就業觀念、婚姻態度、性向選擇等公民生活方式上，雖然許多現象都與傳統中國文化的價值觀相矛盾，但社會寬容度卻進一步提高，被認為是現代文明的標志；
其四，社會結構分層出現重組，表現在日益壯大，高度流動性的農民工群體正在打破過去中國社會的超穩定的結構，改變城鄉財富的固有流向，在政府放棄對社會成員從生到死的全面管理和保障的同時，市民正在形成赤貧、小資和中產階層，這一重大變化必然預示著社會管理和文化觀念將會出現相應的調整與改革；
其五，政府管理職能快速轉變，已不只是政治意識形態的需要，而是符合社會發展進步的強大現實需要——在開放經濟和市場自由的同時，政府有選擇地放棄某些管理職能并降低權力尋租的機會，反而進一步要求政治體制改革必須深化。因此可以相信，盡管轉折點尚未出現，但中國的政治改革的確已是有跡可尋。
在上述羅列的這些現象之外，入世五年，中國的社會價值觀念也由同一走向分化，圣誕節和情人節的商業文化在大舉進入中國的同時也帶來了中國社會對于傳統文化的價值發現，人們在物質需求的不斷滿足中也進一步增加對精神價值的追尋。以最具標志性的普羅文化而言，最近五年來，大陸影視界代表作品從《走向共和》到《漢武大帝》再到最近的十二集電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的熱播，皆能反映這一思潮的變化。與此同時，與瘋狂的英語學習熱相對應的，是評書式的中國史“補課”，成為大眾選擇的兩極：全球化或者本土化的命題。
入世五年就這樣帶給了中國人日常生活的種種變化，也導致作為上層建筑最高形式的政治體制模式出現轉變。按照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邏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即今日中國之開放格局會必然促使政治體制繼續作出相應的修正、調整甚至轉變。但正如中共領導人所不斷強調的，沒有經濟改革就沒有政治改革，政治改革不可能脫離現實、一蹴而就。在現階段，大陸的政治體制改革必須與當前經濟發展階段相適應。
因此，以穩定和發展為前提、以時間換空間的中國式改革，還需要持續耐心、謹慎籌謀、積極努力。畢竟，最好的政治應是符合大眾利益的政治。
(摘自美國《僑報》12月9日社論，有刪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