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近年來，中國一直是韓國外籍勞工的主要來源，韓國也是中國的三大勞務輸出國之一，但自2007年1月1日起，中國赴韓勞務輸出卻遭遇“寒流”，國內企業對韓勞務輸出業務基本停止。記者了解到，韓國自2004年起將以前在外籍勞工市場實行的研修生制度更新為雇傭許可制，并規定和韓國勞動部簽署合作備忘錄的外國機構必須是所在國家的勞動主管部門，但中國一直是由商務部與勞動部兩部門同時管理海外勞務市場，導致與韓國“對接”不暢。
今年4月，中國商務部與韓國勞動部代表兩國政府主管部門簽署了《關于輸韓勞務人員的諒解備忘錄》，目前雙方正就落實和實施《備忘錄》協商具體操作辦法。而在眼下赴韓渠道并不寬松的情況下，社會上的赴韓務工騙局開始增多。業內人士透露，目前，中國赴韓勞務的唯一渠道是近海漁工，但韓國今年分配給中國的近海漁工名額僅1000名，一些職業中介機構或無資質企業卻大量招收赴韓國勞務人員。有關部門特別提醒社會公眾，要“提高警惕，切勿輕信傳言，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損失”。
對韓勞務輸出遭遇“寒流”
9月14日下午3時，南陽市區梅溪賓館三樓會議室內，由河南省一家勞務合作公司牽頭召開的“赴韓勞務研討會”正在進行。
這雖是一次民間企業組織的小型會議，但由于會議的議題——“中國赴韓務工為何遭遇‘寒流’”頗為引人注目，與會者不僅有當地政府主管勞務工作的官員，亦有河南省各地市主做勞務輸送生意的企業領導。
近年來，韓國、日本、新加坡一直是中國的三大勞務輸出國，長期以來，這三個國家均實行的是研修生制度。即中國務工人員作為研修生前往相關國家從事務工活動，但今年1月1日，韓國全面廢除該國研修生制度，中國不得不停止向韓國輸送務工人員的所有業務，一些專門做韓國外派業務的公司因此叫苦不迭。
“影響大了，我們好多做韓國業務的業務員都要失業了！”河南省新縣規模較大的吉星對外勞務合作有限公司負責人胡彬在接受記者采訪時一個勁抱怨。胡彬說，向日本、韓國、新加坡三國輸出勞務人員是吉星公司的主要業務，往年一年能往韓國輸出600多人，“目前仍在韓國務工的新縣人不少于2000人，每年能為新縣創收一億多，這些人都是以前以研修生的身份赴韓的，但今年除續簽合同的12人外，沒有再新輸出過一個人。”
黑龍江等東北省份受此次事件影響最大，與此次研討會組織者余鵬清相熟的好幾家東北企業老總在與他溝通時叫苦不迭，“至少有三家規模比較大的企業因此倒閉，小企業、小中介倒閉的就更多了。”
余鵬清自己的公司也同樣受其影響。今年1月，隨著韓國研修生制度的廢除，他不得不停止所有赴韓業務，但此時他手頭上還有一批已交過錢尚沒來得及派出去的老“研修生”，“有好多已經培訓過，一直在家等著出國”，余鵬清愁得不行，“天天往省商務廳跑著打聽消息”。
事實上，赴韓“寒流”之下，受影響的并不只是中國企業和想去韓國掙錢的務工人員。缺失了中國這個最大的研修生來源國，韓國也在近來遭遇到了多年未遇的“缺工荒”。
“中國去的打工者越來越少”
目前回國短暫休假的南陽籍赴韓務工人員薛建朝告訴記者，最近韓國大街上到處張貼著“招工廣告”，工資待遇也較以前有較大提高，“有多少人都不夠用，特別是建筑、漁業、養殖等產業”。
薛建朝是2006年最后一批赴韓研修生，初中文化程度的他家住西峽縣太平鎮太平村，前年結婚后欠了一屁股債，為盡快還清債務，也為了出國打工多長見識，薛建朝從信用社貸款6萬元，經過報名和培訓，終于在去年11月23日一路輾轉到了韓國，開始了他夢寐以求的“研修生”生涯。
薛建朝的雇主擁有一艘小型捕魚船，雇主的妻子是名中國人。因為是近海捕撈，薛建朝與他的韓國老板兩個人基本上都是每天早上出海下網，下午返回，隔一天再出海去收網，活兒也不是太累。很快便掌握了下網、收網技巧的薛建朝，沒過多長時間便成了船上的頂梁柱。“老板歲數大了，還好喝點酒，再加上他只雇了我一個人，所以船上大小事兒都由我說了算。”薛建朝說。每年的11月份到來年的2月份，以及夏季的5月至7月，是一年中難得的兩個捕魚旺季：“雖然這期間累些，但老板也高興，往往會額外給些小費及多買些電話卡或衣服之類的東西。”薛建朝說。
剛去的時候，薛建朝還不斷發現有與他一樣身份的中國人到韓國打工：“一般都是在捕魚船上、建筑隊和一些造船廠等地方干活，工資也都差不多，每個月都是按協議上簽的發，75萬韓幣，合人民幣6000多元。”
但漸漸地，薛建朝發現從中國去的打工者越來越少了，有不少與他老板相熟的韓國人還多次找薛建朝，問他能不能幫助聯系中國人去他們船上干活。“他們雇一個韓國人每月最少得發200萬(合人民幣1.6萬元)韓幣的工資，干活還沒有中國人干得好，所以韓國人都愿意雇中國人幫他們干活，街上到處都是招工廣告。”老板娘私下里也告訴薛建朝，韓國的勞動力缺口大得很。老板娘還多次明確地把老板的意思轉達給薛建朝，想給他續簽合同，等三年期滿了，再續簽兩年。“他們怕我走了，再不好找人了，這次帶薪休假，也是老板額外獎勵的。”薛建朝滿意地說。
薛建朝通過電話與派他出去的中國勞務公司聯系，把他在韓國發現的“勞動力缺口”反饋回去。也正是因為有了薛建朝在韓國的親身經歷，再加上搜集的有關韓國務工的綜合信息，才使得余鵬清等人“下大力氣要做韓國的外派業務”。“但商機大，難度也太大，操作起來很麻煩，主要是上邊沒理順。”余鵬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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