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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5月27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5月27日發表鄭永年撰寫的文章《中國的災難與重生》說，中國制度所具有的動員能力不僅來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動員，而且也來自于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發的動員。這次賑災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展現出了巨大的自覺的動員能力。并且在這種社會自覺的動員能力中，人們也發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凝聚力。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這種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對人及其生命的關懷。

　　文章摘錄如下：

　　中國總理溫家寶近日再次考察四川地震災情。他在北川中學安置點對學生做了演講之后，在黑板上寫下了“多難興邦”。中國人說“多難興邦”，這里大概有兩層含義。一是指經驗觀察，人們可以發現在新國家或者新制度誕生之前，大多要經歷種種困難與痛苦。二是指人民的期望，即在重大的困難與痛苦之后，人們希望新的國家和制度的誕生。

　　實際上，這也適用于世界上任何一個國家。不過，在實際層面，巨大的困難和痛苦并不一定會催生新的國家或者新制度。在世界范圍內看，有些困難和痛苦催生了新國家和制度，但也有很多困難和痛苦并沒有導致這樣的結果；反之，困難和痛苦不斷重復著。

　　換句話說，大多數人類的進步都伴隨著人類的犧牲，但是在很多場合，人類經常在作無畏的犧牲。

　　因此，災難發生之后，人們不僅要忍受災難所帶來的困難與痛苦，更為重要的是要去“興邦”，建立新的國家或者制度，以便今后避免災難或者至少把災難所帶來的困難和痛苦減到最低的限度。在四川大地震之后，很多中國人民就是這樣期望的。如果這場大災難能夠為中國帶來新的制度，那么這么多人的寶貴的生命就不致于白白犧牲。

　　在中國制度體系很多方面的優越性中，最顯著的莫過于現存制度的動員能力。在短時間內，中國政府能夠動員如此巨大的力量投入賑災，這是其它任何制度所不能比擬的。

　　實際上，至少在對付自然災害問題上，中國的行為已經引出了人們對政治制度的反思。在以往，人們(無論海內外)都往往簡單地把西方式民主視為是好的。但現在人們則開始意識到，民主與非民主的簡單劃分并不能充分衡量一個政體的好壞。

　　衡量一個政體的好壞更多的是要看這個政體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來為人民提供所需要的服務。西方式民主并不見得一定有能力這樣做，而非西方式政體也并不見得沒有意愿和能力這樣做。

　　中國制度所具有的動員能力不僅來自于自上而下的政府動員，而且也來自于自下而上的社會自發的動員。這次賑災過程中，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也展現出了巨大的自覺的動員能力。并且在這種社會自覺的動員能力中，人們也發現了中國社會的巨大凝聚力。

　　尤其令人欣慰的是，這種凝聚力并非基于任何利益之上，而是出于最本能的對人及其生命的關懷。

　　盡管中國也是一個地震多發國家，并且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唐山大地震中損失了數十萬生命，但中國還沒有發展出一個像日本那樣的統合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各種社會組織和社會成員個體的預防地震體系來。處于地震帶的中國民眾和學生很少有被告知如何應付地震，中國的家庭也沒有如日本那樣常備一套最基本的應付地震的急救工具。中國的樓房建設既沒有地震意識更沒有如日本那樣需經過極其嚴格的防震檢測。

　　盡管人類還沒有能力來精確地預測地震，但如何對各種和地震有可能相關的信息保持高度警惕，人類的損失還是可以減少。

　　正因為這樣，總理溫家寶在最近的一次地震局的會議上強調要重視地震信息的收集和分析。

　　目睹地震奪走了那么多的生命，從最高領導人到普通老百姓又再次意識到人及其生命的價值。從這個意義上說，地震又幫助人們再次確立了有關人的原則，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最寶貴的就是人及其生命。沒有了人，世界上的一切就無從談起。

　　對人的價值的重視遠遠跨越政治而延伸到經濟和商業等各個領域。不管喜歡與否，作為社會成員，普通老百姓用社會責任來衡量同樣是社會成員的企業行為也是最自然不過了。

　　更難能可貴的是災難中各種社會角色之間顯現出來的少有的相互信任。人們發現，政府開始信任媒體，并給予媒體于自由的報道空間。人們也發現，政府也鼓勵和接受賑災過程中涌現出來的大量的社會自治或者志愿組織。

　　在舞臺上活躍和發聲的不再是的單一的政府，而是媒體、企業和各種各樣的社會力量。人們贊美中國政府賑災上的高效率，但如果沒有所有這些角色的參與，政府賑災的效率就會大打折扣。應當贊美的是所有賑災場上的每一個參與者。

　　當然，人們所希望的制度建設，不僅僅是反映在危機處理上，更重要的是要反映在非危機時期的日常生活中。就是說，危機處理過程中所出現的諸多政府品質如責任、透明和高效等必須延伸到日常治理過程中去。

　　如果這樣，那么“多難”就可以“興邦”；如果是這樣，那些被地震奪去生命的人們就可以在地下長眠安然瞑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