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近代最主要經濟學家之一的高伯瑞(J.K.Galbraith)晚年回憶說：“資本主義”這個古老的名詞，由于在歷史過程里沾染了太多負面內容，因而第二次大戰后，那些經濟學家遂刻意要閃避掉這個名詞，最后找到了“市場”這個萬靈丹。
似乎任何政策或行為，只要一扣上“市場”，就有了不容挑戰的正當性。在“市場”的庇護下，甚至政府的調控，也都成了不正當的介入。“讓市場決定”這種似是而非的口頭禪，其實是種意識形態的策略術語，它比拖著一串不漂亮尾巴的“資本主義”這個名詞好用多了。
無論我們讀書看報，會發現類似于用“市場”取代“資本主義”這樣的修辭游戲，可從未停止過。第二次大戰后，右翼社會學家硬是不再使用“階級”(Class)這個詞，而代之以“階層”(Stratum)，即是另一著名例證。
當人們發現一個名詞概念的內涵對他們有不利的影響，就會挖空心思加以改變和重新設定。研究飲食社會學的都知道，肉商會用Pork Steak Real Meat這些字，目的就是要拉開肉與豬牛等動物的關系，吃肉就不是吃動物。西方人自己不吃狗肉，因而狗肉遂沒有經過修辭術的化妝，韓國人吃“狗肉”(Dog meat)，當然就成了野蠻的行為。這種道理也反映在捕魚和養鴿上，他們都用“收獲”(Harvest)稱之，魚和鴿仿佛和稻麥一樣，不再有生命。
類似的例子還有。賣“二手車”(second-hand car)的，為了消滅“二手”這個不好的印象，硬是稱之為“曾被擁有過的車”(pre-owned car)，換這個名詞，似乎舊車舊變得不那么舊了。
用修辭術來替行為化妝，有些或許沒什么要緊，但有些卻嚴重多了。最嚴重的乃是車隊入侵和殺人的用語變化了。近代由于許多行為早已成了國際禁忌，這時候還要違反禁忌，當然就必須換個名詞。
例如，“侵略”(Invasion)是不可以的，但把“侵略”換成“人道干涉”(Humanitarian Intervention)，似乎“侵略”就變成了不再是“侵略”。這種形態的修辭術多不勝數：1980年代，美國入侵格林納達，“拂曉傘兵空降占領”，但被說成是“拂曉垂直插入”(pre-dawn vertical insertion)。
近年來，以色列對巴勒斯坦不斷展開各種攻擊，但卻都用新的修辭來表述。例如對特定人物展開“暗殺”，即不說“暗殺”，而說成“目標攻擊”(Target attack)；以色列派推土機鏟平巴勒斯坦人住宅，不稱“鏟平”，而說“工程作業”(Engineering work)；對村鎮主動攻擊，則稱“預防手段”(Preventive measure)，這和把“侵略或攻擊”說成“先制攻擊”(Preempt attack)如出一轍。用了這種假裝的“行話”殺人也就仿佛變成不是殺人。
美國入侵兵占領伊拉克，伊拉克各派“民兵”(Paramilitaries)展開游擊戰，最先美軍還稱這些人是“民兵”，后來一律稱為“恐怖分子”。美國五角大樓女發言人維多利亞·克拉克(Victoria Clark)就坦白說：“稱他們為民兵，這太正面了。”
而最極端的，當然還是“震懾”(Shack and Awe)這種攻擊方式了。美國前國防部次長詹姆士·威爾(James Wale)曾說過：“震懾”乃是一種“具有廣島長崎原子彈爆炸威力，但卻非核子攻擊的戰爭效果”。因此，將它說成白話，它乃是一種用排山倒海的炸彈攻勢將對方炸得心膽俱裂的作戰方式，但用了“震懾”，那種戰爭的恐怖效果似乎也就變淡了。
由上面這些戰爭術語的修辭，我們已可看出近年來有些大國的確藉著這種修辭術，讓戰爭及殺人的行為變得“脫道德化”，當殺人行為用新的術語包裝，已變得好像不再是殺人，當然殺起人來也就不會手軟了。
近年來，由于世界權力結構的改變，“權力意志”業已極大化，因而許多在過去歷史發展中被啟蒙理性所穿透的語言概念，由于已不符新權力者的需要，他們遂根據自己的需要，再造出許多新的修辭。因而當我們看著這些新的奇怪修辭，可別忘了它的背后說隱藏的，其實是更大的權力欲啊！
（摘自香港《鳳凰周刊》；文/南方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