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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7月27日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新中兩地的學生互相到兩地參觀，到當地人的家中居住，到學校浸濡已經是司空見慣的事了。這些都是學校集體策劃和籌備的活動，但本地一些新移民家庭卻以特別的“空降”方式，在學校假期時把孩子送到中國，讓他們成為短期“插班生”，既陪伴在家鄉的長輩，又增加孩子的見識。

　　有些家庭選擇讓孩子到中國的主流學校去，為孩子創造了解當代中國年輕人的機會。另一些家庭則把兒女送到體育中心，讓他們和中國孩子一樣，在頂尖的教練手下，把運動練好。

　　假期當“插班生” 了解中國年輕人

　　目前就讀萊佛士書院的周鵬輝(17歲)、周鵬耀(13歲)兩兄弟在小學時期，有“非一般”的假期生活，因為他們即便是休假也在學校中度過，只不過學校不在新加坡，而在中國。

　　他們的父親周兆林在1991年到新加坡國立大學攻讀化學博士學位，所以周鵬輝兩歲半時，就已經來到島國生活。他的弟弟則是“made in Singapore”，在本地出生。全家目前都是新加坡公民，兩兄弟可謂土生土長的新加坡人，但他們童年的一部分光陰，則在中國的學校中度過。

　　學會與中國年輕人交往

　　兩兄弟的母親許惠平，原籍中國安徽省，她受訪時解釋，在假期送孩子到中國學校念書其實是出于兩個原因。由于她的父母及家翁家婆都居住在中國，為了讓孩子有時間多和老人相伴，她們一家到學校放長假時就會回去。

　　另外，中國和新加坡的教育制度各有長處，而中國的孩子也有他們的特色，許惠平希望兒子有更多機會接觸同齡的中國孩子，一方面多了解中華文化，另一方面，也同時學會與中國年輕人交往，實地了解中國的發展。

　　許惠平的父母家住安徽省合肥市，周兆林的家人則住在江蘇省張家港市，所以周鵬輝和弟弟從2002年開始，假期期間便到兩地的學校讀書。他們去過的學校有張家港市城北小學、合肥長江路三小，以及江蘇省重點中學張家港市梁豐中學。

　　許惠平說，他們先托親戚在當地尋找適合學校，然后直接和校長或班主任聯系，所接觸的學校都非常愿意讓她的孩子當短期插班生”，因為校方覺得這是不錯的交流機會。

　　周鵬輝和周鵬耀到中國的學校上課并不需要支付額外的費用，除了伙食費，校方一般只希望和他們交換一套新加坡的課本就足夠了。

　　談及兒子在中國學習的經歷，許惠平立刻想到老大第一次考華文測驗時只拿18分的事。當時同班有個從韓國來的學生，雖然只在中國待了3個多月，但分數拿了37分。

　　使自己更加成熟

　　雖然當時覺得很不好意思，但周鵬輝覺得那是因為一開始不太適應中國的學習和考試環境，而且，中國的語文課較注重寫作技能，而新加坡的華文教育偏重口語能力，所以有相當落差。當然，兩地學生整體的華文語文程度也不可同比。

　　對周鵬輝兄弟來說，學校假期還要“空降”到陌生的學校上課并不是苦差，因為收獲很大。

　　周鵬輝說，中國同學在思想上比較成熟，而且因為人多機會較少，所以大家都很努力學習，很有進取心。他們年紀很小就開始規劃人生，對未來有想法，和新加坡一般的學生很不同。

　　回想起在中國學校的日子，周鵬輝覺得那段經歷對他起了潛移默化的影響，幫助他更深刻地了解其他地方同齡人的想法和特點，以及看待問題的方式，也促使自己更加成熟。

　　周鵬輝還說：“一些本地人看到外地學生取得優異的學業成績會有些不屑，或者只是覺得他們把本地孩子的第一名搶走。我在中國的時候，英語如果考滿分，當地的同學卻會問我學習的竅門，主動讓我跟他們分享學習心得，讓自己獲得進步。這是兩地學生的差別。”

　　剛升上中一的周鵬耀則喜歡中國學校新鮮的環境，可以在假期中結交更多朋友。

　　讓兩國學子有更多接觸機會

　　由于周鵬輝是氣槍校隊隊員，現在又是學生理事會會員，課業和課外活動忙碌，從中三起便沒再到中國學校去。他的弟弟則還打算延續這“家庭傳統”。

　　許惠平指出，其實越來越多新移民回中國探親時，也會考慮把孩子送到當地的學校體驗一番。或許他們多是沒有系統性的安排，但這樣的趨勢已經在慢慢形成。

　　在許惠平看來，新加坡或許也可以考慮放寬條例，讓新移民為親戚的孩子安排當短期的“獅城插班生”。有意讓孩子體會新加坡式教育的中國父母大有人在，如果教育部能夠提供這樣的機會，就可以讓兩國的學子有更多接觸和互相了解的機會。

　　“北京女婿”要讓孩子得益于兩地教育

　　熟悉《聯合早報》的讀者對本報體育組助理主任李氣虹應該不陌生，但未必知道他還是個“北京女婿”。

　　李氣虹是在機緣巧合下結識原籍中國北京的妻子，經過5年多的長途戀愛，在1998年與妻子共結連理。夫婦倆2003年在香港迎來了女兒李映彤的誕生，當時李氣虹是本報駐香港特派員。

　　由于夫妻兩人當時都在為事業打拼，小映彤出世后由李氣虹的母親和姐姐照料。小映彤一歲半時才跟著媽媽到北京居住直到現在，李氣虹當時則從香港轉到廣州擔任特派員。

　　李氣虹去年4月結束8年的特派員生涯，回到新加坡，除了得重新適應本地的環境以外，還得慎重思考女兒即將展開的小學生活。

　　新中教育制度各有利弊

　　一般人可能會覺得，新加坡的雙語制度連外國人都贊好，身為本地人，李氣虹應該毫不猶豫地把孩子送回這里念書。對于這點，李氣虹覺得新中兩地的教育制度各有利弊，要作選擇其實也不容易。

　　他指出，除了雙語教育的優勢之外，本地的教育環境勝在夠單純，學生不會被不必要的客觀因素所困擾；不過，到中國念書也有相當的優勢，包括為華文打下良好的學習基礎，還有中國學生之間的競爭大，這也能磨煉孩子抗壓的心理素質。另外，中國地廣人多，又是個四季分明的國家，孩子有機會接觸多變的大自然，能加強知識。

　　對于這樣的打算，幽默的李氣虹表示，這些都有點“紙上談兵”，最重要的決定因素還是要看夫妻倆在兩地為孩子申請入學，哪里較順利。不過，他說，不管孩子最終在哪里上小學，假期時肯定會安排她到另一個國家學習。

　　至于小映彤是否會有歸屬感的問題，李氣虹覺得，在當下全球化的時代里，歸屬感是會隨著成長和個人的環境因素不斷改變的，小映彤雖然長時間居住在中國，但她現在仍然對新加坡念念不忘。

　　李氣虹說：“去年北京奧運，映彤看到中國頻頻拿金牌，她還有些氣憤地問我，為什么中國不讓些獎牌給新加坡拿。”

　　至于如何培養小映彤日后對國家的歸屬感，李氣虹坦言，父母的責任很大，因為他們扮演著引導角色。

　　送孩子到中國練體操　有益形體儀態

　　從中國來新生活已有17年的呂女士，也曾在學校假期把女兒送回中國“學習”。和周家兒子不同的是，她的女兒是到上海訓練體操。

　　呂女士和丈夫的親戚都住在上海，一到小學放年尾長假，他們就會攜同三個女兒回上海探親度假。每次回上海，一家人總要待上一個月左右，為打發時間，也讓孩子鍛煉身體，呂女士特地安排老二和老三到上海黃浦區青少年體育中心接受訓練。

　　呂女士解釋說，她這樣做不是想成為體壇明星的星媽。她的二女兒念小學時，是體操校隊隊員，不僅對體操感興趣，教練也覺得她相當有潛質，呂女士因此委托上海友人幫忙尋找適合的體育培訓中心，讓女兒在度假時也能繼續加強體操基礎。

　　呂女士從2004年開始，便系統性地讓二女兒到中國接受訓練，當時女兒8歲，是小二生。比二姐小3歲的小妹進入相同的小學后，也參加體操俱樂部，所以也從7歲開始，每年到上海黃浦區青少年體育中心和姐姐一起接受培訓。

　　黃浦區青少年體育中心其實和本地的體校有相似的培訓目標。到那里接受訓練的學生都是從幼兒園被教練發掘，然后進入中心栽培，目的是爭取進入上海隊，然后再往國家少年隊、國家隊的終極目標前進。呂女士則是以私人身份讓孩子參加培訓活動，所以她的孩子雖然和當地孩子一樣接受同樣的指導，但訓練要求和力度則截然不同。

　　更嚴格更規范的訓練

　　兩個孩子在中國訓練期間，前三年是每周到體育中心報到3天，每次練習約3個小時左右，后來提升到每周練習5次。學費方面并不特別昂貴，一個月每人的學費約200新元。

　　和本地學校一般的體操訓練比起來，中國的訓練更嚴格更規范。本地學校多是聘請一個主教練訓練所有學生，但在中國，不同項目如鞍馬、雙杠、單杠等，都有專門教練。

　　另外，能夠培養越多達到省級、國家級的選手，是反映教練表現的指標，因此教練對學生的要求非常苛刻。

　　呂女士說：“很多學生是邊哭邊練的。我去帶孩子下課，有時看到學生哭得厲害，一問才知道是被教練罵了，有時還被打。”

　　呂女士的孩子最后一次到上海參加體操培訓，是在2007年假期。二女兒去年小六畢業后，對體操已沒有以前的熱忱，加上升中學后功課和課外活動繁重，很難在時間上作配合。

　　另一方面，呂女士也認為，中國教練水準固然很高，訓練方式卻不是每個孩子能適應的。她覺得長期讓女兒和備受煎熬的當地孩子一同訓練，對她們的身心會造成一定的影響。

　　盡管曾經付出過心血、時間和金錢，二女兒最終沒有走上體操選手的道路，目前念小三的小女兒也只是把體操視為課程輔助活動，呂女士卻不感到可惜。

　　她說：“我們當時的目的很純粹，就是覺得體操是一種鍛煉身體的運動，孩子做了有益身心，也對她們的體形和儀態有幫助。之前的訓練是一種經歷，現在不學了也無所謂。”(報道／陳能端 攝影／李白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