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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3月3日電 全國“兩會”3日將登場。香港《大公報》3日刊出署名文章說，能不能抓住重要戰略機遇期，能不能度過矛盾凸顯期，肯定是本次“兩會”最基本的話題與議題。中國的春天，因為“兩會”而熱氣騰騰。在這個回暖的季節，世界會發現：充滿自信的中國正在準備新的起跑。

　　文章摘編如下：

　　“兩會”召開，國內外傳媒議論勃興，所有的預測揣測推測似乎都在這一刻檢驗著輿論界的智商。然而，這終歸是件好事。因為它可以從一個別樣的側面證明：中國的“兩會”不是政治制度的裝飾品，而是探尋政治經濟發展趨勢的窗口，是了解中國社會各階層利益訴求的信息渠道，是把握中國政府制定政策所依據的社會基礎的準確掃描。

　　盡管如此，筆者以為，如果我們要想真正了解本次“兩會”可能出現的熱點焦點，就必須把握好它的大前提。換句話說，就是要首先了解決策層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總態勢的基本看法與基本判斷。因為，正是這種基本看法和基本判斷將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本次“兩會”的主旨和走向。

　　　　抓住機遇加速轉變

　　那么，中國決策層對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發展總態勢的基本看法與基本判斷是什么呢？

　　用兩句話就可以簡要概括。第一句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個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第二句話是：中國正處在一個社會矛盾的凸顯期。

　　那么，什么是“發展的重要戰略機遇期”呢？其實，熟悉中國三十多年改革開放進程的人，對這一論斷并不陌生，甚至可以說是耳熟能詳。不過今天的中國領導層并不是簡單地重復，而是給予了它新的內涵。

　　這就是在世界金融海嘯掀動的經濟危機下，中國一方面成為了舉世矚目的全球前幾位的主要經濟體，在國際經濟格局中占有了一席之地，在調整世界不合理的經濟秩序中有了前所未有的發言權。但另一方面，傳統的工業化發展模式和以出口拉動的經濟增長方式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因此，抓住機遇、加速轉變，也就成為了舉國上下必須達成一致共識的當務之急。面對著樓市泡沫、產能過剩、通脹壓力等等復雜形勢，政府把宏觀調控的重心悄然移向“調結構、防通脹”，加快發展方式轉變上，不但順理成章，而且勢在必行。

　　人們注意到，在近日中國領導人的講話中，提及最多的字眼就是“轉變”。所謂的“轉變”，就是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可見，國際金融危機使中國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問題變得更加突出。

　　從剛剛過去的2009年的統計數字可以看出，盡管中央反復提出實現轉變的目標與要求，但以第二產業為主的高能耗高投資低效益的企業依舊是幾家獨大。“強者恒強”或“贏者通吃”的壟斷性財富神話還在持續上演。這一方面說明了舊有的經濟發展方式的頑強存在，一方面也說明中央政府提出的“第一、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將會面臨多么巨大的困難！于是，如何主動地、自覺地加快增長方式的轉變，也就來得更加急切。

　　　　合理分配社會財富

　　至于說到“社會矛盾的凸顯期”，如果我們能從歷史哲學的角度分析，就會明白：它的出現并不是發展之過，而是發展之果。早在十七年前，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鄧小平就曾對此有所預見。他說，“過去我們講先發展起來，現在看，發展起來以后的問題不比不發展時少。”作為經過人生巨大波瀾仍不失對民族具有強烈責任感的偉人，鄧小平特別指出了發展起來后，社會矛盾凸顯的基本原因，那就是“富裕起來以后財富怎樣分配”。

　　不久前，溫家寶總理就政府工作報告在基層征詢意見時就承認，當前，老百姓意見最大的就是三條：一是“腐敗”，二是“收入差距過大而且還有進一步擴大的趨勢”，三是“房價過高”。細細分析就會明白，這三條歸根結底還是一個社會財富能否得到公平與合理分配的問題。

　　在期望中國由進出口和投資拉動型國家轉向內需拉動型國家的過程中，雖然中國政府已經出臺了許多成效顯著的政策措施，諸如“家電下鄉”“農機補貼”“以舊換新”“減免學費”等等，但是，如何從社會財富的第一次和第二次分配上增加公民的實際收入，從“源頭”上解決城鄉居民收入所占社會財富比例過低的問題，實現以城鄉居民最終消費為主的“健康”式的擴大內需，依然有著巨大廣闊的政策運作空間，也依然是對決策層執政水平、施政智慧和從政道德的巨大考驗。

　　總之，能不能抓住重要的戰略機遇期，能不能度過社會矛盾凸顯期，肯定是本次“兩會”最基本的話題與議題。又由于今年是中國“十一五”規劃的攸關之年，也是為“十二五”規劃的制定確立基本戰略的一年，所以議論之熱烈、建議之踴躍都是可以想見的。中國的春天，因為“兩會”而熱氣騰騰。在這個回暖的季節，世界會發現：充滿自信的中國正在準備新的起跑。(秦曉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