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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1月26日電 香港《大公報》日前刊文《從美智庫入手謀大局》說，隨著中國經濟全面崛起，中國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判斷不出現太大的偏差，這樣西方智庫在其中所扮演的提供決策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中國未來要想對西方智庫施加影響，就須將相互交流機制化，并且在其組織運作中加入中國因素或者中國條款。

　　文章摘編如下：

　　隨著中國經濟全面崛起，未來一年國民生產總值有望超過日本，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國家。此時，中國不但需要在對外決策當中不出現問題，更需要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國家對于中國的判斷不出現太大的偏差，這樣西方國家的智庫在其中所扮演的提供決策的角色就顯得相當重要。

　　西方智庫歷史都相當的長，其中在資金、人力資源等方面的支持都相當的隱蔽。中國方面未來要想對西方智庫施加影響，就須將相互交流機制化，并且在其組織運作中加入中國因素或者中國條款。由于中國的媒體人尤其是自由撰稿人的自由度比較大一些，不具有官方身份，可以加大中國媒體人和西方智庫的交流廣度。

　　　　西方“思想庫”作用大

　　智庫即智囊機構，最初也稱“思想庫”，是指由專家組成、多學科的、為決策者在處理社會、經濟、科技、軍事、外交等各方面問題出謀劃策，提供最佳理論、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機構。

　　智庫的職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眾和匯集人才。智庫首先通過研究和分析形成新的政策主張，再通過出版書刊、舉辦各類交流活動、利用媒體宣傳等方式，力圖使這些主張獲得公眾的支持和決策者的青睞。

　　中國影響國外的智庫主要有兩個目的：首先，借助智庫已經有的渠道來影響該國政府的決策和培育民眾對于中國的好感；其次，提供信息使這些智庫對中國做出符合中國國家利益的決策。

　　對于第一點，如果只是展開廣泛的交往將會收效甚微，因為智庫的本質就在于全方位收集信息，假設國外智庫全面采信來自中國官方的信息，那也只是信息的一部分。

　　遠在1945年前，當時國民黨政府為了爭取國際援助中國抗戰，在美國組建了不同的游說團體。這些游說團體不但對美國政府游說而且還在民間進行大量的演講，這些演講人員來自官員、教授、政府認可的民間志愿團體等，官員也可以是有能力但暫時又無法安排更高職位的人員。

　　西方國家在三百年的資本主義發展中已經高度的職業分工化，盡管民眾受媒體的影響非常大，但如果有其它的信息來源，并且形成規模，西方民眾還是愿意接受。但其中最大的問題在于，這些信息來源必須是不間斷的。這樣就要有很多志工形式的演講、活動不斷出現在西方社會，因為西方社會生活成本高昂。

　　　　美國智庫類型多樣

　　智庫主要服務于政府、立法部門、寡頭、精英、非政府組織，系統不一樣，發表的觀點也非常不同。其中這幾種類型智庫間的協調也是臺面上看不到的，比如親政府部門的智庫和寡頭的智庫的資金、項目比較多時，就會向立法部門和非政府組織傾斜。其中的金錢來往在一般的信息上很難發現，因為智庫在很大程度上獲得來自企業的投資，基本上對于企業來講這些開支是免稅的。

　　親政府的智庫比較容易接觸。親寡頭的智庫在很大程度上執行西方寡頭的意志，這些寡頭希望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流動，在一些制造產業的基礎上，使用金融杠桿將利潤無限擴大，并且利用智庫的影響，讓其它國家簽署有利于寡頭的國際協議。

　　親立法部門的智庫希望能夠不但影響美國的政府，而且還可以將美國立法的精神向世界其它國家傳播。這樣就會發現，美國很多的議員出現在美國力量涉及的沖突地區。由于立法部門有審批預算的權力，在發生沖突地區，透過此，官員可以增加預算。

　　親精英的智庫比較偏重于對于人權的理解，這樣比較多元化的精英階層的意見才會在社會、國家等大范圍擴散。這一類的智庫主要存在于大學的研究所里。

　　美國智庫本身的多樣性和對于政府的全面影響力，決定了中國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無法使用單一力量來應對未來國際復雜的局面，從美國智庫的決策結構入手，才能夠解決問題。(吳非、胡逢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