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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9月18日電 新加坡《聯合早報》18日刊出評論員文章《中國重返世界舞臺的六十年》說，用歷史的視角看今天，新中國成立后與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國家恥辱、恢復民族自信，從世界舞臺的黑暗邊緣走向舞臺中央的歷程。

　　文章摘錄如下：

　　世界變化的速度和深度，往往令人難以想象。即便是時代潮流的弄潮兒，也無法把握歷史演變的方向。1949年，毛澤東宣告“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的時候，無論如何都預見不到今日中國之國際角色：它早已不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而是全球經濟的中心之一；它不但沒有埋葬“垂死的”資本主義，反而與之“風雨同舟”。

　　用歷史的視角看今天，新中國成立后與外部世界的六十年交往，在根本上就是洗雪國家恥辱、恢復民族自信，從世界舞臺的黑暗邊緣走向舞臺中央的歷程。

　　從19世紀中葉直到20世紀前五十年，在這百年時間里，中國一直是世界列強手中任意擺布的玩偶和任其宰割的獵物。中國人開始真正主宰自己的命運，是在1949年國家權力重歸一統之后。雖然在此后很長時間里積貧積弱、內亂不止，但國家意志的重歸一體、民族意識的重新凝聚，使得中國在極不友善、乃至充滿敵意的世界上，得以站穩腳跟，繼而使所有新老強國再也不敢輕蔑待之。

　　遇強則強，大國地位奠定

　　在此過程中，中國以世界大國的氣魄，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展開的戰略較量，是它重返世界舞臺的起點。

　　1950年開始的朝鮮半島戰爭，是當代中國第一次在國際舞臺上，扮演獨立而又獨特的角色。中國在建國初年便敢于介入境外戰爭，特別是敢于與美國及其領導的多國部隊對抗，這一事實本身就改寫了近代以來的中國歷史：它不只是要把握自己的命運，而且還要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塑造周邊地區的安全環境，重新對傳統的勢力范圍進行力量輻射。

　　朝鮮半島戰爭使中國付出了極其慘重的代價，但所帶來的回報也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在外交上，中國用能力、決心和意志，毫不示弱地向美國宣告了一個強勁對手的存在；在更廣泛的層面，中國使全世界刮目相看，甚至贏得了國際社會的尊重；在軍事戰略上，美國對中國產生敬畏，發誓再也不與中國發生地面軍事對抗。以此為標志，鴉片戰爭以來世界強國藐視中國自衛能力、無視中國民族意志的歷史，終于走向結束。

　　1969年的中蘇珍寶島之戰，是中國進一步改變國際環境和世界格局的里程碑。這原本只是小規模和短暫的軍事沖突，但由于沖突雙方是兩個世界大國，因此產生的國際政治影響不可估量。

　　珍寶島之戰以中國的勝利而告終，再次證明了中國遇強不弱的民族特質。從此之后，蘇聯也對中國產生忌憚之心。

　　而更為重要的是，這場小沖突改變了世界大格局。中國利用美蘇之間的戰略對峙，使自己擺脫了被兩強夾擊的艱難處境，進而與美蘇兩國形成戰略鼎立之勢，在大三角關系中游刃有余。

　　“不可戰勝”信念的塑造

　　中國自古以來就視自己為愛好和平的民族，事實也確實如此。但是，它也深知，和平與戰爭有時候是矛盾的統一。在迫不得已和無可回避的形勢下，中國不懼怕戰爭，甚至敢于發動戰爭。這與近代以來，中國對外敵委曲求全、一味退讓和任人蹂躪的歷史，形成了極其強烈的反差。

　　不僅如此，在當代世界，除了少數幾個沒有可比性的事例之外，中國是唯一一個與美蘇兩個超級大國都發生過直接軍事沖突、并且只贏不輸的國家。

　　回溯過去六十年，在中國走向世界大國的歷程中，每一場或大或小的陸地戰爭，其實都是一個重要的里程碑。中國和印度在1962年發生邊境戰爭，此后近五十年里，兩國邊境一直保持了相對和平的狀態；1979年，中國和越南爆發邊境戰爭，不僅迫使越南軍隊撤出柬埔寨，而且更打破了蘇聯試圖從南部包抄中國的戰略。

　　重現這段歷史的目的，絕非是要歌頌和鼓吹戰爭，而在于說明中國新政權成立之后，其國際影響力何以由弱變強。

　　歷史是由各種重要的事件拼湊而成。當代中國的歷史，就是由這些具有重大意義的事件串成一體。它們不僅凝聚了全民意志，加固了人民之間的紐帶，而且塑造了中國的政治文化和國民性格，甚至還樹立了“中國不可戰勝”的信念。外部世界若要深度了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了解他們對世界事務的感受，就不能忽略這些歷史事件。

　　在經濟秩序中后來居上

　　與此前幾十年相比，改革開放之后的中國，在對外交往中又呈現出很不相同的另一種姿態。在斗爭中擴大國際空間、在對抗中提升國際地位的模式，逐漸被和平競爭與互利合作所取代。從當年的革命外交到現在的務實外交，從當年的國際主義到現在的國家主義，從當年的意識形態至上到現在的利益優先，所有這些重大轉變的背后，依然只有一個目標，那就是追求國家的強盛。

　　關于中國當前在世界政治和經濟事務中的地位，各種論述早已是汗牛充棟。2008年，蓋洛普民意調查顯示，40%的美國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認為美國是世界主要經濟體的比例只是33%。這表明，無論如何看待和理解中國的現狀，人們都已經把它置于自己視野中的重要位置。

　　但是，有一個特殊的現象是，中國在整體上并不富裕，與老牌工業國相比甚至還顯得比較貧窮。但它何以與其它富國一起，站在世界政治和經濟體系的中心？

　　有一個事實，也許可以用來解釋。兩年前，即200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就已經超過了美國。自上世紀30年代以來，這種現象還是首次出現。假若再看此次全球金融危機之后的各國經濟形勢，我們就能更清楚地看到，盡管中國只是初次躋身于世界經濟秩序的中心，但其后來居上的前景已經沒有太多疑問。

　　是權宜之計，還是終極選擇？

　　然而，置身于世界舞臺中央的中國，究竟如何看待自己，又將如何看待世界？在回望來時之路的時候，中國對未來之路是否已經心中有數？

　　中國對國際秩序的看法是復雜的。一方面，中國已經從現有的秩序中獲得了很多機遇，將來依然需要利用這一秩序來發展自己；另一方面，與西方國家比較，中國在體制和文化上是一個“異類”。棲身于西方制定和主導的國際秩序之中，中國難免會感到不甚自在。

　　這就引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那就是，遵循或屈從于西方人制定的游戲規則，對中國究竟是不得已的權宜之計，還是要堅持到底的終極選擇？

　　在長達幾千年時間里，中國曾經一直享受著“中央帝國”的滋味。這一悠久而輝煌的歷史，使中國文化的血脈中始終涌動著一種強烈的使命感，那就是要出人頭地，不甘平庸。

　　中國何時才能從自身文明中，淬煉和重造出一套領導世界潮流、規范世界事務的智慧？只有當那個時候到來，中國才算真正站在了世界舞臺的中央。（杜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