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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3月9日電 《日本新華僑報》日前刊出署名評論文章說，2009年中國“兩會”已先后舉行。每年一度的兩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它的運作方式以及民眾對“兩會”的期冀和看法，凸顯對“兩會”制度進行改革的要求。本次兩會體現出節約辦會的新意，一方面是適應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則是回應提高會議質量的呼聲。

　　文章摘錄如下：

　　2009年中國“兩會”已先后舉行。每年一度的全國政協會議和全國人代會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重要內容，它的運作方式以及民眾對“兩會”的期冀和看法，凸顯對“兩會”制度進行改革的要求。

　　本次全國政協大會會期縮短到9天，委員們實行網上提交提案，減少紙質文件，其伙食降至100元等等，均體現出節約辦會的新意，已經成為媒體報道評論的熱點。

　　應該看到，節約辦會成為人們觀察全國“兩會”的一個熱點視角，起始于全國“兩會”前夕發生在廣州市政協的一個新聞事件。2009年2月22日，廣州市政協十一屆三次會議開幕，政協委員高德良對大會安排委員在白云國際會議中心酒店食宿表示不滿，他說：“在金融危機背景下如此安排，我認為是極大的浪費！”(2009年2月23日《新快報》)這句話為許多人引用，政協會議高成本的問題成為輿論關注的要點。

　　事實上，如果進一步考慮的話，高德良委員之所以覺得在五星級酒店住會不合適，很可能是因為他在考慮會議成本問題。如果政協會議的房價“性價比”很高，能夠創造良好的經濟社會“效益”，或許高委員不會認為此舉是“極大浪費”。

　　因此，關于會議成本的討論，一方面是適應建設節約型社會的時代潮流，另一方面則是回應中國大陸坊間改革政治協商制度、提高會議質量的呼聲。節約辦會表面上看是經濟成本的問題，實質上是制度運行的政治成本物化問題。

　　全國“兩會”前夕，發生在廣州市的另一起新聞事件也引起人們對“兩會”成本的追問。據報道，廣州市人大代表梁鳳蓮直言，自己已提出不少提案，都被相關部門搪塞了事，于是，她說，“我真的覺得愧對代表一職，愧對人民。”(《新快報》2月27日)雖然梁鳳蓮只是廣州市人大代表，但梁鳳蓮提出的問題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此引起十分廣泛的反響。

　　也可以說，“相關部門”對代表委員提案搪塞了事的現象，反映出現行政治結構不平衡的問題。政府職能機關目前還處于相對比較強勢的地位，中共十七大提出的“建立健全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機構和運行機制”的改革目標還有待繼續努力實現。

　　在國際金融危機背景下的中國“兩會”，已經成為舉世矚目的重要會議。作為“兩會”的主體，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參政議政的水平和質量如何，直接體現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質量。

　　所謂“兩會”的質量，應當就是解決中國大陸改革、發展、穩定問題的能力和程度；所謂代表委員參政議政的水平和質量，應當是對這些問題研究的深度和專業的程度。代表委員不應像街談巷議那般發牢騷，而應把公眾情緒化的議論提煉成為理性的專業的意見建議；同時也不應像學究一樣拘泥于理論學術，而應通過對社會實際深入、系統的調查研究，提出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的提案，不至于讓“相關部門”接到提案后因沒有操作性而加以拒絕。

　　因此，一方面，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應更加嚴格要求自己、更加注重提高自身提案的水平和質量。另一方面，公眾也應當對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進行監督，在會外給代表委員施加應有的推力，通過代表委員與社會公眾的有效互動，共同推動中國“兩會”水平和質量的不斷提高。(蔡永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