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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9月23日電 最新一期美國《世界周刊》刊發作家李黎的文章《最是倉皇辭廟日─—蔣介石1949年日記》，解密蔣介石在1949年前后一些關鍵時刻的所思所記。

    文章摘編如下：

　　編按(注：美國《世界周刊》刊發時配發的編者按)：史丹福大學(即“斯坦福大學”，下同)胡佛研究院收藏了蔣介石1917年至1972的55年日記，今年7月公開了1946至1955年的第三批，包括國共內戰、金融危機、下野、退守臺灣、復位、連任等近代史上大事都在里面。作家李黎生長在強人主政、臺海緊張、生活困頓年代的臺灣，如今機緣巧合，細讀強人內心的國仇恩怨，愛恨轇輵，自是別有一番體會，并與讀者分享。

　　我在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的檔案室里翻閱蔣介石日記。

　　在一個安靜明亮寥寥數人的大房間里悄悄翻閱一個人的日記，雖然已非原件，而是淺綠色紙張的復印，依然隱隱有著窺視他人隱私的不安。毛筆手書筆跡歷歷在目，疏密工整潦草改動之處在在提醒這還是原貌；同時這是歷史，是一個歷史人物在一些關鍵時刻當時當下的所思所記。

　　這個人我從未真正見過，除了被糾集游行擠在千百人群中遙遠一瞥不算，僅有的一次在(臺北)“故宮博物院”遠遠見他們夫妻，老人紅潤得出奇的臉色像舞臺化妝，那是唯一印象。當我生活在他的年代里，關于他的事凡非光輝燦爛的歌頌、凡是未經公開的耳語，就是禁忌、就是麻煩的可能。他的形象、名諱幾乎每天出現在我生命的頭20年，但我從來沒有真正的認識過他。但我知道因為他的緣故，我的父母親從南京追隨他到臺灣；我更知道，因為他的緣故，我有師友和長輩蒙冤坐監甚至喪生；許許多多我周邊不計其數的人的命運在自覺或不自覺之中因他而改變。

　　從離開臺灣那天起，我從此離開那個他無所不在的地方，而不久之后，他也懷著難以彌補的遺憾離開這個世間。許多年后，當我得知他在那些年代親手寫下的私語就在離我住家步行可及的地方，我決定走進那間存放他的日記的檔案室……

　　走進胡佛

　　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院收藏的蔣介石日記共計有55年，由1917至1972年，其中唯缺1924那年(該卷存在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 。胡佛研究院作了精密慎重的整理工作，然后逐批開放。第一批1917至1931年已于2006年3月公開；2007年4月公開了第二批1932至1945年；今年7月公開了第三批：1946至1955年，國共內戰、二二八、金融危機、下野、退守臺灣、復位、連任等大事都在里面。至今總共已開放了38年間多達51箱的日記檔案，其余的將在今后幾年里陸續整理公開。

　　數十年前的陳舊紙張，難免有水漬蟲蛀發霉沾黏的種種狀況。胡佛研究院使用最先進的修復技術，然后作了高清晰度的35毫米微縮膠卷，之后便將原件存放在調控酸度濕度的檔案館保險庫里。開放給研究者查閱的文檔都是從微縮膠卷翻印到紙張上的，字跡清晰，應與原件相去無幾。

　　檔案人員發現原件上有個別以黑墨涂去的字或行，想是出自蔣本人或其子之手，但為數不多。還有部分日記內容蔣家家屬將留待2035年，也就是蔣氏死后60年，才允許開放。

　　一旦整理開放的檔案就完全對外公開，只要出示身分證件，填一張簡單的表格以及使用同意書，任何人都可以進入檔案閱讀室，向管理員要求調閱某年某月的檔案夾。但影印拍照是不許可的，除了個人用的紙筆之外，不能攜進任何對象。最特別的是需要填寫一份“蔣介石日記使用者同意書”，簽名同意保證不會擅自復印、拍攝、掃描、錄音、錄像等等，只能以手抄方式記錄日記內容；而且在未征得蔣家家屬許可前不得引述、散布、出版日記中的文句。

　　一切從這里開始：1918年

　　按規定每次只能借閱一個檔案夾，也就是一個月份的日記。我的主要興趣雖是1949兼涉及前后兩年，但忍不住好奇想看看最早的日記是何模樣，因此也要求調出1918年1月──現存的最早的蔣介石日記。不像后來日理萬機每頁寫得密密麻麻，那時的日記字大行疏，具體記事也不多；前一大半是自我反省，后面幾句才約略提及今天上哪里見何人，最后抄一段勵志的話作結。

　　年屆30的蔣介石，每天早上起床后必靜坐一小時左右，接下來就開始作嚴厲的自我批評檢討，用的字眼都非常嚴重，什么貪、妄、憂、懼、疑、色念、暴躁、機詐、恍惚、瑣屑、輕浮、輕率、偷視、竊聽、盜念、放肆、淫污、牢騷……一寫就是一大串，把自己貶得一無是處，然后督促自己要改過，研讀曾文正公日記或王陽明理學；第二天又用類似的一大串罪名痛罵自己，又切切要痛改前非。如是者日復一日，一個月下來每天日記內容大同小異。

　　我聽說過關于蔣氏年輕時日記的坦率無忌，原來果真如此。胡佛研究院研究員郭岱君就在專訪中說道：“他寫了很多外人所不知的事情。蔣介石年輕時候寫日記，做夢都不會想到有一天會做到中國的領袖，因此在日記里非常坦誠地寫了自己的心路歷程。…他看到漂亮女孩子，就心動，說自己‘好斗好色’。他喜歡一個叫介眉的妓女，他知道自己不應當與她來往，內心有很多掙扎。介眉寫信給他，他又經不住誘惑，跑去找她，那些浮蕩行為，在日記里留下不少。”(2008-1-13香港《亞洲周刊》)

　　山雨欲來：1948年

　　翻開他1948年5月的日記，字體有了明顯的改變；人，更非當年那個痛罵自己荒唐的青年，他已身為中華民國大總統了。

　　我看到的三年(1948、1949、1950)的日記都是同一格式：每天一頁，每頁有框，框外側有一行印好的“X月X日 星期X 氣候 溫度 地點 民國XX年”。蔣氏多半會在“氣候”之下填晴、陰、雨之類；“溫度”很少填；“地點”則從來不填。

　　框里就是寫日記內容的地方，有10行縱格子，另在右側劃出兩行的空間，頂上橫印兩字“提要”。蔣氏習慣在“提要”下橫寫“雪恥”兩字，字下還打個橫杠，天天如此。通常他都把這兩行的空間寫滿，并不一定是一日之提要，而真發生了重大事件，他會在框外右側用較大的字體醒目的寫出來。

　　每個星期六之后，就會出現“上星期反省錄”和“本星期預定工作課目”，有時還會出現“上月反省錄”、甚至“民國XX年反省錄”。他還常在日記中夾進剪報，也與當天日記一并復印出來，所以往往可以從他收錄的剪報看出來他的關注焦點。

　　我的重點既是1949年，對于1948年這年我只選擇翻閱5、8兩個月──5月他就任總統時正處在內外交困之局：東北、華北、西北紛紛告急；物價飛漲、法幣狂貶；美國政府從杜魯門至下都沒有人給他好臉色；而他最討厭的桂系李宗仁竟然選上了副總統﹗在如此難堪的情境之下，雖然即將就任總統職，但心情顯然很壞，覺得自己陷在進退維谷的窘境，還沒上臺就已在日記中提及考慮下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