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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河南漯河市大劉鎮農民徐林東，因為狀告政府，居然在2003年10月被鎮政府強行關進了精神病醫院，一關就是6年半。在輿論的干預下，一波三折，徐林東終于回家。

　　一個正常的公民為什么能被輕易地送進精神病院？相關的制度哪里出了問題？應如何補救？這些問題不解決，下一個徐林東，注定難以避免。

　　“被精神病”的個案，自然與地方官員濫權有關，這理當通過行政問責嚴懲不貸。但是精神病院助紂為虐，輕易喪失醫學倫理的底線，也不應被忽略。

　　精神病院能夠強制公民的人身自由，這雖然不是公權力，但的確是一種“權力”。這種“權力”并不像司法機關的人身強制措施那樣，有法律明確規定，并處于嚴格的監督之下，所以，它很容易被濫用，淪為權力工具。而一旦被濫用，受害者就被剝奪了一切話語權、財產支配權、人身自由權。這是可怕的，而它的操作又是如此簡便，難怪個別地方政府樂此不疲。

　　從法理上分析，精神病人不是犯罪，國家原則上無權限制其自由，所以各文明國家明確以“自愿治療”為原則，以“強制治療”為例外。由于目前我國沒有明確的關于強制治療精神病人的法律，而一些醫療機構喪失職業操守、依附于地方權力，使得公民生活在“被精神病”的恐懼之下。

　　事實很明顯，徐林東思路清晰、言語適當，根本沒有精神病，作為專業的精神病醫生，應該比任何普通人都清楚。而從醫院領導說“要鎮政府批準才能離開”的話里，隱約可見他們屈從于當地政府的淫威，表現出了對生命和尊嚴的淡漠，默許、脅從了這一罪惡的發生。

　　雖然我國目前還沒有關于“強制治療”的法律規定，但禁錮一個明顯的健康公民，是有違醫生的職業操守和起碼的醫療規范的，這涉嫌違法，構成對徐林東人身自由權和名譽權的侵害。精神病院和鎮政府涉嫌一同構成共同侵權，應承擔民事賠償責任。至于鎮政府的相關責任人，也應該承擔相應的行政責任，甚至刑事責任。

　　醫生違背良知和專業，濫用“強制治療”，該如何擔責，顯然需要更明確的法律規定。“主治”醫生和知曉內情的醫院領導者不僅應承擔民事賠償的責任，也要承擔行政責任，如吊銷其行醫資格；嚴重者，甚至理當追究刑事責任。如此，才能讓醫生和醫院對公民人身自由權真正有所敬畏。

　　《精神衛生法》(草案)已制定完成，其中明確規定了精神疾病治療的“自愿原則”，在“準病人”被強制收治后，醫療機構應當在3日內，組織2名以上精神專科執業醫師對其進行復診。即便如此，也有律師懷疑其是“自查自糾”，缺乏制度制約，難以杜絕徐林東式的悲劇。

　　一些國家和地區關于精神病“強制治療”的法律規定值得借鑒，例如，“強制治療”限定的人群嚴格，只針對“傷害他人、或自己或有傷害之虞”的嚴重病人；除醫生把關外，還有設立由醫師、心理師、社會工作師、病人權益促進團體代表、法律專家等組成的審查機構，對病人拒絕“強制治療”或無法表達的情況進行審查，最后，司法還起著最終把關的作用，病人及其監護人可隨時向法院申請裁定停止強制住院。

　　所以，只要法律完善，無論如何，像徐林東這樣被強制“治療”6年半的事，絕對不可能發生；更不可能發生“病人”和家屬都要求出院，醫院還要得到鎮政府允許的咄咄怪事。我們希望將來的《精神衛生法》能充分考慮當下的現實，從制度上嚴密防范精神病的“強制治療”被濫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