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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發展與村莊搬遷

　　“‘血鉛超標’事件屢屢發生，仔細分析不難發現都蘊含著‘青山綠水’與‘金山銀山’的利益之爭。”河南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的一位專家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表示，濟源市此次“血鉛超標”事件也不例外。

　　事實上，濟源市由一個偏遠的山區農業縣發展成為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城市，冶鉛工業的迅速發展“功不可沒”。濟源市不僅擁有豫光金鉛、萬洋集團、金利鉛業3家全國排名前5位的大型鉛冶煉企業。其鉛工業收入亦占據濟源的“半壁江山”，可謂濟源的經濟命脈——2008年，該市鉛企主營業務收入254.6億元，占該市規模以上工業企業主營業務收入的40%。

　　“像柿檳村這樣的富裕村在我們這可不少。”一位原豫光金鉛的高管告訴《中國經濟周刊》，“你看那些成排的小別墅，都是十幾年前蓋的，家家戶戶跑運輸的很多，而這一切和鉛鋅行業的發展密不可分。”

　　不僅如此，“除了豫光金鉛是改制的國有企業外，在承留鎮道路兩旁星羅棋布的鉛冶煉廠，大部分也是周圍村民以集資、入股方式建起來的，農民都持有一定的股份，金利鉛業、萬洋集團都是這么回事。”上述人士如是評價。

　　不過，面對環保的巨大壓力，對于他們而言，似乎“功名”難抵“挫折”。

　　數日前，數百名村民圍堵了被認為是重要污染源之一的豫光金鉛各個大門，要求其停產。

　　目前，隨著當地政府應對“血鉛超標”事件出臺的一系列措施，多數村莊已恢復了往日的平靜。不過，《中國經濟周刊》在采訪中也了解到，問題的解決遠非如此“簡單”——據悉，在專家環評意見和群眾意愿的雙重影響下，濟源市欲斥巨資對防護區內的村莊實行整體搬遷。

　　不過，雖有孩子“血鉛超標”的“切膚之痛”，但是對于“整體搬遷”，大多數村民卻有著復雜的心情。

　　“光柿檳村的搬遷就是個大難題。有的村民堅持不搬，有的村民愿意搬遷，很多細節問題難以協調。”濟源市的一位官員向《中國經濟周刊》坦陳，柿檳村與“豫光金鉛”僅一路之隔，是濟源最富裕的村莊，村里有貨場、煤炭運銷，還有鐵路專線，僅村辦企業每年產值就達八、九億元，年純利潤2000多萬元。“搬走的話，很多收入都沒了。”

　　某鉛企的一位高管則直言，“現在，問題的實質不是村莊整體搬遷，而是1000米防護區之內的村民已經出臺了解決方案，得到了補償，有意見的是1000米防護區外的村民，認為得不到補償。而對于防護區村民的搬遷，我們也是支持的，像廠區周圍的這些土地，我們準備以每畝每年1350元的價格租賃下來，種上的防護林，還歸村民所有。就這樣做，一些村民還是不愿意搬遷。”

　　“俺村不在1000米的防護(距離之內)，沒有給俺村補償，搬遷計劃也沒有下來。”老鄭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可是俺村也確實受到了污染，現在村里的小孩大部分都超標，政府說到元月份之前給俺個說法(解決方案)。”

　　此前，佃頭村村民也曾圍堵豫光金鉛討要“說法”，“1000米的防護區里、外的‘標準’不準。”村民們毫不諱言。

　　事實上，有“怨言”的不僅僅是當地的村民，“這次關停，俺廠損失了一個多億，我們也是按國家制定的排放標準在執行，現在說關就關，俺的損失咋解決？鬧吧，這些損失和入股的人(農民)的利益也是連著呢。”上述鉛企的高管直言。

　　“不同標準”差距下的后果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在2000年左右，由于投資百萬元左右就可以建設一個小型鉛冶煉廠，再加上技術門檻不高，濟源市的小型鉛冶煉廠可謂“遍地開花”。承留鎮道路兩旁林立的鉛冶煉廠即是當年投資狂熱的見證。

　　“濟源同國內鉛冶煉技術的發展是一致的，從最原始的產量低、污染重的小坩堝、燒結鍋煉鉛開始，到采用燒結機加鼓風爐冶煉粗鉛，再到現在像豫光金鉛、萬洋集團、金利鉛業等企業采用的工藝生產效率高、能耗低、環保達標、資源綜合利用效果好的富氧底吹熔煉工藝。”河南省有色金屬協會副會長孫敬貴告訴《中國經濟周刊》，目前，國家已將鼓風爐冶煉粗鉛的工藝列入淘汰計劃，但目前仍屬國家允許的范圍。

　　而鉛鋅行業嚴格劃定的安全防護距離未被遵守，卻不僅僅是一個歷史問題。

　　“因為污染物排放標準和人居環境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也是不一致的。我們的工藝排污按國家標準來衡量，是達標的。但是，按國家人居環境標準來衡量，還是有差距的。”楊華鋒向《中國經濟周刊》坦言，隨著近年來工廠和村莊規模的不斷擴大，加上防范意識的缺乏，這種隱患的積累越來越大。

　　“從濟源的情況看，濟源鉛冶煉歷史比較長，受揚塵和降水影響，鉛企會對周邊環境、對人體產生影響。一些鉛企職工由于不太注意生活習慣，也容易導致家庭環境受到鉛污染，所以受危害的程度重一些。”一位長期從事冶鉛行業的人士如是分析“血鉛事件”的“成因”。

　　不過，亦有人士認為，關鍵還是在于目前GDP主導的干部考核機制。

　　“一些環境污染事故和地方政府追求GDP的沖動、追求眼前政績的迫切愿望不無關系。”河南省政府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楊鄭生在接受《中國經濟周刊》采訪時坦言，正是這種沖動和愿望導致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驅使面前，忽視了經濟與環境的協調發展。

　　而對于濟源市此次的“痛下決心”，孫敬貴則認為“是件好事”，“對于鉛鋅行業來說，并非全是壞消息，這或許是一次淘汰落后產能的好機會。”

　　事實上，國家有關部門早已將淘汰落后鉛產能列入計劃，并在加快淘汰落后產能的步伐。今年初，國務院出臺的《有色金屬產業調整和振興規劃》明確提出，2009年我國將淘汰落后鉛冶煉產能60萬噸，逐步淘汰能耗高、污染重的落后燒結機鉛冶煉產能。而9月2日，環保部亦透露，關于《重金屬污染綜合整治實施方案》，該部正會同發改委等八部門制定，這或將為企業未來的科學發展提供一個“標準”。

　　“只有采用先進工藝，引導產業升級，淘汰落后產能，走集約化生產的道路，企業才能做大做強，群眾才能最大限度地免受環境污染之害。”楊華鋒坦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