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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發展模式，深植于本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與國際環境，條件變了，模式亦隨之而變

　　文/《瞭望》新聞周刊記者湯耀國

　　一個與西方政體不同的國家，何以也能產生巨大的經濟成就？這些年，西方人眼中的所謂“中國奇跡”，一直沒有公認的答案。而后發國家，則希望直接從中取經。

　　一場全球深陷其中的金融危機，一份不錯的中國答卷，在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一周年之際，再次引來全球聚焦中國議題。時下的中國經濟數據，每每牽動著全球各國、各組織機構敏感的神經。而中國政要、學者也不吝一再解釋我們走出正確道路的原因，比如堅持改革開放，注重政府監管、產業興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勢等。

　　前幾年“北京共識”、“中國模式”的探討于此獲得進一步有力佐證。去年汶川大地震、北京奧運中的不俗表現，也令域外對此間“舉國體制”刮目相看。

　　受訪專家認為，中國的發展模式，深植于本國的現實國情、歷史傳統與國際環境。適應性強的模式就是好模式。條件變了，模式也將隨之而變。正如中國高層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

　　對本國道路、模式，我們理應比外人有更清醒的認識。《瞭望》新聞周刊日前走訪多位資深專家，解碼“中國模式”，研討未來走向。

　　中國為什么這樣熱

　　《瞭望》：中國議題近年已成國際上的一門“顯學”，中國為什么會這樣熱？

　　馬振崗(中國國際問題研究所所長，原外交部美大司司長、駐英大使)：近來西方社會和輿論熱議“中國模式”，背后的原因是復雜的和多樣的。不少正直的專家學者和政界人士，確實從中國成功中獲得啟示，希望通過分析和總結中國發展道路，歸納出對本國和世界有益的經驗。這種嚴肅的態度是值得歡迎的。

　　有些人對中國不甚了解，希望探討和研究中國取得發展成功的原因，解決心中的迷惑。這也是正常的，完全可以理解。長期以來，西方世界一直宣揚他們的模式是唯一正確的發展道路，具有“普世價值”，并不遺余力地推銷這一模式。“西方模式”的核心，簡言之就是“政治民主化”和“經濟自由化”，而且一貫主張，只有實現“政治民主化”，才有可能實現和保證經濟的發展。但中國卻沒有遵循和效仿“西方模式”，而是根據中國國情開創出一條新的道路，卻取得了巨大成功。西方國家認為中國發展道路違背了他們奉為真理的教條，感到迷惑不解甚至心懷疑慮。

　　還必須指出，西方國家里確有一些人是居心叵測，懷有形形色色的政治意圖。其中有些人長期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成見或偏見。他們往往故意把“中國模式”簡單化，誣稱“中國模式”政治上“獨裁”或“威權”，而不講民主、自由、人權，等等。更有些人頑固堅持冷戰思維，把“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對立，宣揚是對西方的挑戰，大肆制造各種各樣的“中國威脅論”。

　　房寧(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教授)：簡單地說，是因為中國的成功。新中國成立60年來，尤其是改革開放30年來，實現了人類歷史上最為成功的工業化、初步現代化。改變了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命運，整體上實現小康，社會政治文化權利隨著經濟發展而改善，可以說，60年來全球人權最大的進步也發生在中國。

　　“模式”深處的穩定與活力

　　《瞭望》：“中國模式”這個說法源自國外，高層講話、正式文件中并未采用，為什么？

　　嚴書翰(中央黨校科學社會主義教研部主任、教授)：“中國模式”是西方學者、政要研究中國問題時使用的一個基本概念，雖然它與我們國內學者理解的“中國道路”、“中國經驗”有所不同，但是這個概念完全可以為我所用。但要注意，不要把“模式”固定化。胡錦濤總書記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出，“世界上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也沒有一成不變的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我們既不能把書本上的個別論斷當作束縛自己思想和手腳的教條，也不能把實踐中已見成效的東西看成完美無缺的模式。”

　　《瞭望》：“中國模式”、“中國道路”、“中國經驗”到底有哪些獨特而成功的要素？

　　馬振崗：中國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有兩個特別的前提。我們有一個堅強的政治領導集體，保持了政治穩定、政策的一貫性和發展的規劃性。另外，我到過幾十個國家，有一個感覺是，中國人民對發展的渴求、對中華崛起的熱情是別國少見的。

　　“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有著明顯的區別。在政治上，中國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而沒有照搬多黨制和議會政治。在經濟上，中國建立的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沒有實行全盤私有化，而是堅持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堅持政府的宏觀調節與指導。在意識形態和文化領域，中國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主導地位，繼承和發揚中國的優秀的文明傳統，同時學習和借鑒世界上一切優秀文明成果。在發展理念上，中國貫徹實踐科學發展觀，堅持全面協調可持續發展。

　　中國與西方還有一點本質上的不同。中國從未向其他國家推薦“中國模式”，更沒有試圖強加于人。相反，中國反復強調“中國特色”，表示中國道路還需改進、發展和完善，并一再告誡其他國家，可以借鑒中國的發展經濟，但不要照抄“中國模式”。

　　嚴書翰：依我看來，如果要用言簡意賅的語言表達，那就是中國在向現代化目標邁進過程中既告別了蘇聯模式，又決不照搬西方的模式尤其是新自由主義，從而形成了適合我國情況的一整套趨于定型化的做法。

　　房寧：前東盟秘書長王景榮曾向我轉述前印度外長納特瓦爾·辛格的話，開放、競爭、專心，造就了中國。我認為，這位印度政治家點中了要害。

　　作為一名政治學者，我認為“中國模式”有兩個最基本的經驗。一是保障權利，保障人民追求美好幸福生活的權利和自由，煥發了社會活力，使中國工業化、現代化獲得源源不斷的推動力，這是一種“生產性激勵”，而不是爭奪性的“分配性激勵”。

　　二是集中權力。權力的集中與分散并不是民主政治的根本問題，關鍵要看權力用來干什么，中國集中的權力是用來“戰略性發展”。在世界政治經濟格局不利于后發國家的情況下，中國需要趕超，必然要走一條集中權力的道路，集中力量辦大事。

　　胡星斗(北京理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教授)：“中國模式”可以概括為幾點，一是保障中央的權威。中國必須有強大的中央政府，同時實行地方分權，兼顧社會穩定與社會活力。如果沒有強大的中央政府，龐大的中國社會不可能穩定、發展；同時，如果沒有適當的地方分權，高度的集權制會扼殺地方的創新積極性、窒息社會的活力。

　　二是以政府推動經濟的增長，同時尊重人民群眾的創新，尊重實踐，及時總結經驗推廣好的做法。中國經濟上的改革肇始于小崗村的分田到戶，爾后地方與人民群眾的創新一波接一波、一浪高過一浪，無不顯示出中央政府對地方實踐、對人民群眾創新的尊重。

　　三是漸進改革，穩妥開放。中國總體上走的是漸進改革之路，盡管社會為此付出了長期的轉型成本，但是漸進道路仍然是符合中國國情的唯一道路，避免了社會震蕩與混亂；在對外開放方面，中國的金融、資本、股市、銀行、匯率、對外投資等都采取的是謹慎、穩妥的做法，成功地躲過了亞洲金融危機和美國次貸及全球金融危機。

　　四是中國百折不撓地推動法治國家建設，發展公民社會。中國自古是一個只有人治沒有法治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度，法治往往會被人治所淹沒，并被扭曲。因此，始終不渝地優先推進法治，顯得難能可貴。從1979年到2007年，中國總共通過了400多件全國性的法律及關于法律的決定，地方人大及其常委會制定了近8000件地方性法規。盡管這些法律的執行存在種種不如意之處，但是比較完善的法律體系仍然支撐著中國公民社會的艱難成長，起到了保護公民權利的重要作用。

　　因為有上層的決心、全民的支持，也因為遵循了解放思想、循序漸進、先試點后推廣的路線與策略，所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保持了長期的經濟快速增長和社會穩定；給社會帶來了無限的活力、多元的文化、初步確立的法治；給人民帶來了不斷發展的言論自由、遷徙自由、以及信仰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