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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草根大眾切身感受到“民主是個好東西”，公眾的參政目的也由情感走向理性，從表面參與走向深度參與，在對政府權力運行、決策的監督中，公民成為共和國60年推動民主政治前進的主體力量。民主，已從先輩志士仁人的革命理想轉變為億萬民眾的基本訴求，成為普通民眾政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必需品。

　　民主中國60年巨變：從精英理想到大眾訴求

　　8月13日，在共和國即將迎來60華誕時，新華社播發評論：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勿替人民當家做主。評論指出：在一些地方，人民的主體地位并沒有得到充分尊重，替人民當家做主現象時有發生，損害群眾權益，忽視群眾訴求……產生這些問題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少數領導干部沒有認清手中權力的本質，沒有擺正主人與公仆的位置……

　　時間推移到30年前的1979年，新華社在9月5日播發的一則新聞因其經典而成為新聞學院課堂教材。這篇報道說：“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豫劇《唐知縣審誥命》中知縣唐成的這一題款，現在變成了許多人的口頭語。”

　　同為國家通訊社播發的稿件，從“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到“尊重人民主體地位勿替人民當家做主”，從冀望官員為民做主到警示官員認清權力本質，此中的變化恰恰折射了社會思潮的巨變。

　　民主，融進了五四精神，融進了千千萬萬革命者的血液，匯入了新中國國旗的鮮紅底色。在共和國兩周年之際，馬敘倫在《人民日報》發表長文，流露當時國人對民主、對“當家做主”的欣喜：“我首先要說真正的民主是什么？真正的民主國家是怎樣的？……這首先該從主義和制度上來說：我們中國是以無產階級為領導、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的新民主主義國家，也就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領導的政權組織；它的體制是民主集中制……這樣的制度，表現了我們國家的政權是真正屬于人民的。”

　　“十年浩劫”結束后，1978年12月，鄧小平在其著名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中重提民主，語重心長：“當前這個時期，特別需要強調民主。因為在過去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民主集中制沒有真正實行，離開民主講集中，民主太少……”

　　深圳當年的風云人物袁庚，1988年11月一次即席演講時說：“我們還主張，領導層要有透明度，人民要有知情權。當你作出有關人民利益的決策時，人民理所當然有權過問你。蛇口除了實行選舉領導人之外，還實行一年一次的信任投票制度，即給人民以罷免權，在這里已堅持6年了。這就是權力的監督和制約，其中還包括輿論監督，不違反憲法的言論自由、各種群眾性的壓力團體等等。誰都明白，如果地球沒有自己的軌道，沒有制衡的力量，那就可能撞到太陽上去而毀滅掉。”

　　當高層和學界對民主的緊迫性和重要性大聲疾呼時，新世紀中國的草根民眾對民主有了切身體悟。開門立法、民意聽證、民主測評、公推直選……民主正日漸成為公民參與政府決策和與自己利益相關事物的過程。通過問計于民、問需于民、問政于民，民主也日益成為政府密切聯系群眾的主渠道。

　　2009年初，北京大學政治學教授李景鵬在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教授《民主造福中國》新書發布會上對媒體記者一連串發問，明晰了未來民主建設的多重關系：“如何通過民主建設造福中國？如何使民主與法治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和發展？如何使民主與民生相輔相成？如何使民主的普遍性與中國國情的特殊性更好地結合？如何實現選舉民主與協商民主的結合，使選舉、決策職能能行使得更好？如何發展黨內民主，推動社會民主？對民主的討論到了一個緊要的關頭，也是敏感的時刻！”

　　網絡成為推進民主新引擎

　　20世紀末強勢席卷全球的互聯網在改變著地球人的生活方式的同時，也改變了人們的意見表達和政治參與方式。網絡逐漸成為民眾進行政治參與的新途徑，成為民主在中國3.3億網民中普及流行的加速器。

　　幾乎各種社會問題都可以“暴露”在網上，形成利益訴求的第二落點，各種利益群體可以利用互聯網表達利益訴求；各種觀點意見匯聚到網上，形成民間輿論的強大集散地。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同網民線上交流，體現出了國家對網絡民意的高度重視。無論是黨委政府邀請網民“拍磚”、“人肉搜索”腐敗官員，還是官方邀請網民參與“躲貓貓”事件調查……越來越多的公民可以通過互聯網表達自己的意見，并由此影響政府決策，最終參與到政府決策之中。網絡民主成為中國政治文明的新鮮符號。

　　然而，在中國龐大的治理體系中，也有相當部分的官員對網絡民主仍缺乏足夠的認識和尊重，一些涉及網絡民主的負面消息不斷挑戰公民的底線。河南省靈寶人王帥因不滿家鄉政府在征地中的一些做法，在上海發帖批評靈寶市政府，靈寶警方遠赴上海抓人。面對群眾的網絡表達，部分官員動輒祭出司法“殺手锏”，對網絡表達施以暴力打擊和壓制，體現出其執政的不自信和對民意的傲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