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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電影演員周杰駕駛“無牌奔馳”在北京市朝陽區高碑店北路與一輛出租車相撞，造成出租車內3人受傷。在長達一個月的調查之后，北京市公安局交管局朝陽交通支隊公布了責任認定結論：周杰負主要責任；出租車司機高某某負次要責任；出租車內的兩名乘客無責任。至于公眾格外關注的周杰是否酒后駕車問題，交管部門的結論是“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某事發時屬飲酒駕車”。

　　對此，網民議論紛紛。有人認為交警寬待名人；有人認為法律無能，法眼昏聵。似乎百姓一眼就能看明的事理，執法者卻看了一個月還沒看明白。有人擔心，這會給那些酒后駕車肇事者提供一種“周杰模式”，即報警后逃離現場，等待體內的酒精代謝后再去交通隊測試。筆者研習證據法多年，因此想就這個事實認定問題談一些絕非“專家意見”的個人觀點。

　　在本案中，交警的態度確實十分謹慎，交警的結論也確有一定道理。無論誰來裁斷，根據現有證據都無法得出周杰是否酒后駕車的確切結論。需要說明，筆者沒有直接審查本案中的證據，只能以交管部門披露的信息為據，因此筆者的分析都有一個假設的前提———這些信息是真實的，盡管其中某些內容帶有模糊性。

　　按照證據調查的一般規律，我們首先要明確本案中可以認定或沒有爭議的事實。這包括：周杰駕車直行，有超速行為；出租車左轉，未能及時避讓，發生碰撞；周杰以姓周者的名義打電話報警，然后離開現場；交警到現場勘查之后，曾采取多次撥打周杰報警電話并到其車輛登記地址上門查找等方式與周杰聯系，但均未果；事發約12小時之后，周杰自行到朝陽交通支隊接受調查；交警隨后對周杰進行酒精檢測，結果是血液中沒有酒精。

　　本案中主要的爭議事實是周杰是否酒后駕車。出租車司機和兩名乘客都聲稱事故發生后聞到周杰身上有酒味(是否還有在場者能證明周杰身上有酒味，筆者不得而知)；周杰否認自己是酒后駕車，而交警在調查中走訪了周杰事發前去過的多處場所，詢問了其接觸的人，似乎這些人的證言也都證明周杰并未飲酒。那么，我們應該如何分析這些相互對立的證據？首先，出租車司機與這一事實的認定結果有直接的利害關系，因此其陳述的可靠性很低，證明力很小；其次，兩名乘客與這一事實的認定結果雖然沒有直接的利害關系，但有一定程度的間接影響和心理傾向，因此其證言的可靠性一般，證明力中等；再次，當晚周杰接觸的是什么人，交管部門沒有披露，但大約是熟人或親友，因此其證言的可靠性一般，證明力中等；最后，事發12小時之后的酒精檢測結果對此爭議事實沒有證明力。由此可見，雙方證據的證明力大體相等。加上經驗法則(交通肇事后棄車逃離現場者多為酒后)的考量，我們也只能說，周杰酒后駕車的可能性略大于非酒后駕車的可能性，或者說，“現有證據不足以證明周某事發時屬飲酒駕車”。

　　這確乎是一個司法證明的難題。案件事實或爭議事實都是發生在過去的，裁判人員無法穿越“時空隧道”去直接感知那些事實，只能通過各種證據去間接地認識那些事實，因此在證據短缺的情況下就難免出現認識的灰色地帶———周杰可能是酒后駕車，也可能不是酒后駕車。那么，執法者在面對這種難題時是否就無可作為呢？筆者以為不然。執法者可以根據有關的證明原理和證據規則對爭議事實作出判斷，而運用“不利證據”的推定規則便是路徑之一。

　　在司法證明中，推定是根據事物之間的穩態聯系或伴生關系而由一個事實的存在推斷出另一個事實也存在的認識活動。推定規則的基本功能是給裁判人員提供一種簡捷的認定未知事實或爭議事實的方法，也可以解決在事實認定處于模糊狀態下的裁判難題。最高法院《關于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第75條規定：“有證據證明一方當事人持有證據無正當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對方當事人主張該證據的內容不利于證據持有人，可以推定該主張成立。”最高法院《關于行政訴訟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中也有類似的規定。

　　誠然，最高法院的上述證據規則并不能直接適用于交通事故的責任認定中，但是其原理對于交通事故中的事實認定也有指導意義。在周杰案中，能夠證明周杰是否酒后駕車的重要證據(及時進行酒精檢測的結果)實際在周杰的掌控之中。由于周杰的行為導致這一證據的滅失，所以裁判者可以參照上述規則，推定該檢測結果應該是對周杰不利的。推定的事實不一定是客觀事實，因此推定的不利方可以進行反駁。例如，周杰可以證明自己在事故發生后因身體有傷或不適而到醫院檢查治療，或者有其他正當理由而延誤了接受酒精檢測的時間。如果他不能提供這樣的正當理由，裁判者就應該推定他是酒后駕車。如此推定，對后人也是有益的警示，對類似案件的處理也大有裨益。(何家弘 作者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