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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總理與“禮賓革命”

　　提起中國禮賓改革和國宴的變遷，很多老的禮賓官和外交官都不約而同地提到了周恩來總理和他所倡導并推動的“禮賓革命”。

　　禮賓工作是極其瑣碎而復雜的，其中的確有大量的服務接待性質的工作。但很多老的外交官都強調，它并非像人們印象里的那種是負責“吃喝迎送跳”的職業，禮賓和一國的外交大局是分不開的，絕不能脫離一國的外交方針而想當然。國宴正是禮賓工作的重頭戲。

　　外交禮賓工作的質量，代表國家的形象。外交禮賓工作能否成熟運作，為外賓所接受，則取決于國家整體的國際交往程度和外交形勢。新中國成立之初，百廢待興，人才匱乏，各行各業都需要在多年征戰造成的薄弱底子上重新建立，外交戰線也不例外。在首任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的指導和帶領下，新中國的禮賓制度逐步建立起來。

　　很多專家將建國初至 1954 年看做是新中國外交禮賓制度的初創階段，其起始的標志分別是新中國外交部的成立和外交部禮賓司的正式成立。1954年底，柯華出任外交部禮賓司第一任司長。在接下來的幾十年外交生涯中，對柯華影響最深的就是周總理，就在他剛剛當上禮賓司司長時，周總理就當面告訴他：“外交無小事”。

　　新中國的外交禮賓工作是在周恩來總理的親自指導和關懷下，參照國際禮儀的通常做法建立起來的。60年代初，周恩來總理提出了禮賓改革的思想，他多次談到這個問題并親自指導外交部禮賓司進行多項改革。中國駐斯洛文尼亞共和國首任大使、前禮賓司代司長魯培新至今仍記得，周總理告誡禮賓司工作人員，要把“禮賓革命”四個字貼在墻上，銘記在心。

　　20 世紀 50 年代末到 60 年代中期是新中國建國后第二次建交高潮，1955 年同新中國建交的國家只有 23 個，但到 1965 年底就達到 49個。當時新中國是采用了“高規格”的禮賓模式，如機場迎送有群眾、首腦一級的國賓，還有數公里長的夾道歡迎；國宴的規模很大，并邀請全體外國駐華使節出席，有時一次宴席要擺50多桌。

　　為此，周總理提出要改革禮賓工作，在他的倡導下，先從簡化禮儀性活動開始，如簡化駐華使節遞交國書儀式和取消互致頌詞、取消國宴上使團敬酒等，后來又針對各地舉辦宴會有鋪張現象，規定了宴會標準、對外贈禮標準等。四菜一湯的國宴標準就是周總理當年定的，一直延續至今。當時在改革時也借鑒了許多國家的“創新”做法，以充實和發展新中國的禮賓風格。比如，周總理提議取消了國賓到訪由專機護航的做法。

　　周總理指導禮賓工作最常講的就是細致和禮賓工作的政治性。在外交部的檔案館里，記者找到了一份1956年2月周總理對國宴形式指示的手稿，周總理強調要改變過去死板的宴會氣氛，要用利于溝通的圓桌來代替原有的長桌。這一細節的變化也彰顯了周總理指導禮賓工作的細致。

　　外交筆會副會長、前禮賓司參贊吳德廣曾發表文章指出：總理教導禮賓司的同志，禮賓安排要根據客人情況而定，要嚴謹細致。凡是涉外工作總理都堅持事必躬親，經常打電話到禮賓司，審核禮賓安排，決定宴請外賓桌次和席位，確定菜單等。同時，周總理還多次談到“從事禮賓工作的同志要懂政治(政策)”。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外交工作也受到了嚴重干擾，禮賓改革的進程也遭受了阻斷，許多預先準備實施的改革措施無法按計劃施行。但是周總理倡導和推動的“禮賓革命”使得新中國外交禮賓制度雖面臨“文革”極左思潮的沖擊，但仍然在曲折中有所進展，并為后來的陸續改革奠定了基礎。

　　改革開放與禮賓變革

　　1978年是個特殊的年份，這一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了實行改革開放的重大決策。新中國外交禮賓制度的改革與創新正是始于對外開放基本國策的確立。從1979年開始到1990年代中后期，這段時期在外交學院教授張歷歷眼里是中國禮賓制度沿革的第二個重要階段。

　　1978年后，鄧小平同志主管外交工作，進一步加大了對禮賓工作的改革力度。這一階段的改革本著既節省人力、物力、財力，節省中央領導同志時間，同時又體現中華民族崇禮好客，同國際禮賓接軌的精神進行。這一時期，外交部上報了約20項重大禮賓改革方案，涵蓋了禮賓工作的各個方面，其中絕大部分都是經過鄧小平親自審定的。

　　讓一些老的外交官印象深刻的是，那個時期的接待外賓禮儀上，改變最多的就是厲行節約，與國際接軌。這些方案包括停止了向外國元首、政府首腦來華訪問提供往返專機；控制國賓和其他貴賓訪華次數；限制來華重要外賓由我免費招待人數；改變歡迎儀式地點，節約大量人力、物力和時間等。

　　隨著外交局面大發展，截至1978年，駐華使館增至90家，國賓訪華更加頻繁，參加國宴的使節和必要陪同及翻譯人數常常在宴席中超過半數。考慮到國際上多不請外交使節參加國賓歡迎宴會，外交部上呈改革報告，1978年，鄧小平等中央領導同志批準外交部報告：國宴時中外雙方不再發表講話；不再邀請使節參加國賓迎送和國宴，自此，我國的國宴規模由原來的50桌減到10桌左右，不但做到了不講排場，也大大節約了經費開支。

　　1984年以后，外交部對國宴的改革做了具體明確的規定。國宴的標準按每位賓客50到60元的標準，如果宴請少數重要外賓，則在每位80元以內掌握開支；宴請來訪外賓的次數不宜過多，宴請時中餐四菜一湯，西餐一般兩菜一湯，最多為三菜一湯。國宴一律不再使用烈性酒，如茅臺、汾酒等，根據客人的習慣上酒水，如啤酒、葡萄酒或其他飲料。如今的國宴時間控制為1小時15分鐘，而這在過去通常要花兩三個小時。

　　在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間，禮賓法規和制度建設取得了顯著進步，他對禮賓工作做了很多開創性的指導，很多從事外交工作的老同志感受最深的就是他求真務實的工作作風和開拓創新的進取精神。

　　“我國國宴的變遷過程，其實就是貫徹改革創新思想的過程。現在已經形成的中國特色的國宴風格，既熱情友好，又隆重親切；既細致周到，又有的放矢；既勤儉節約，又緊湊大方。”魯培新說。

　　時至今日，禮賓改革發展到了第三階段，這次改革主要在內部。此前的第二階段改革上，禮賓工作已經和國際接軌，而第三階段改革主要體現在內賓接待。2003年，中國高層作出決定，黨和國家領導人出訪將不舉行送迎儀式。

　　此次改革得到了輿論的普遍歡迎。外交學院一位專家曾表示，這次禮賓改革體現了胡錦濤主席等中央領導人以身作則的意圖，此舉將有力地糾正黨風和政風。也有人認為，這次改革也體現了胡錦濤主席重實事、輕形式的風格。

　　張歷歷認為，禮賓制度改革從深層次上反映了領導人執政思想的深刻變化，其意義大于禮賓制度改革本身。從建國至今，在60年的禮賓改革中，我們可以看出外交禮賓工作看似年年在重復以往的工作，實則每一個階段都打上了時代的烙印和彰顯出我國領導人的風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