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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機關不應在記者揭露問題時，啟動對記者的調查，否則很容易形成打擊報復。哪怕這個記者真的有問題，但為了保護輿論監督，為了一個更高的、公眾的權利和利益，可以犧牲一些較低的、個人的權利和利益。為了整體社會的民主進步，必要時可以不必追究一些危害不大的過錯或犯罪。保護記者輿論監督的權利，其意義遠遠大過追究某記者收受多少好處。”中國政法大學教授蔡定劍今天在“‘誹謗政府’與公民監督權研討會”上說。

　　與會專家大多贊同這一觀點，認為司法機關應慎重啟動對記者的犯罪調查，這與近來一些地方政府以“誹謗罪”報復舉報人有頗多類似，即濫用公權力扼殺公民言論自由和監督權。

　　保護輿論監督優于打擊個體犯罪

　　2008年，媒體曝出了一系列抓記者事件：從年初的遼寧西豐警察進京抓記者朱文娜，到年尾的山西杏花嶺區檢察院抓走央視女記者李敏，再到河北張家口警察到太原抓走記者關鍵，以及《第一財經日報》記者傅樺被吉林警察抓到吉林，而后移送北京市朝陽區檢察院以受賄犯罪偵查起訴。每一個抓記者事件的背后，都有“案中案”。被抓記者或是已經揭露了有關弊案，或是正在調查有關弊案。而被抓記者均受到是否收受他人好處的調查，或被以受賄罪起訴。

　　與去年頻曝抓記者事件相似，2009年則頻曝抓網民事件。從發帖揭露老家靈寶違法征地被抓的河南青年王帥，到為內蒙古鄂爾多斯失地農民打抱不平發帖被抓的吳保全，再到發帖反映鄉鎮在退耕還林中違紀違法行為被抓的四川遂寧市蓬溪縣青年鄧永固，被抓網民均受到誹謗罪刑事調查或起訴。

　　傅樺的辯護律師、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周澤認為，記者不是受賄罪的主體。他說，受賄罪的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而記者并非國家工作人員，不可能成為受賄罪的主體。因此，收受采訪對象財物的行為應該屬于違反職業道德的范疇，而不應該以“受賄罪”論處。

　　在傅樺案中，檢察機關認為，新聞記者所從事的新聞報道工作是職務行為，從事的是與職權相聯系的公共事務，是從事公務的一種表現形式。

　　中國青年政治學院法律系主任林維教授認為，普通記者從事的采訪、報道活動，被認定為“公務”是不太恰當的。“記者不是國家機關工作人員，而且，他們也沒有任何的公權力可以支配，采訪和被采訪都沒有任何強制性，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絕采訪，而公務可以這樣嗎？”

　　在研討會上，專家們大多認為，近年來頻頻發生的抓記者案，反映了對輿論監督的抵制和報復，常常使得監督止于訴訟，記者所反映的輿論監督事件本身反而被淡化。“不管傅樺收了5000元還是1萬元，其嚴重性都不及其所反映的機場建設質量安全問題。沒有對報道所反映的問題進行實事求是的調查，明明白白地給公眾一個答案，而是重點調查記者收錢的問題，難免有轉移公眾視線、甚至打擊報復之嫌。”周澤說。

　　傅樺案開庭后，有評論稱，“公眾更關心收錢記者批評報道真假”。“就是說，公眾對輿論監督本身的關注度，遠遠超過記者受賄。不管這個記者有沒有受賄，這樣的案例會損害輿論監督，形成不好的效應。”蔡定劍說。

　　報復記者等于扼殺公民言論自由

　　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法制處處長徐迅在研討會上說，這幾年，新聞記者的職業風險在明顯加大，這點值得警惕。“記者采訪代表的是公民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如果做輿論監督的記者頻繁被訴或被抓，往往會打擊公民舉報和媒體輿論監督的勇氣，從根本上傷害公民的權利，使得公權力越來越強，民眾監督政府的能力越來越弱。”

　　一位時事評論家曾在一家報社工作過8年，他認為我國輿論監督環境不盡如人意，被批評對象常常對監督的媒體發出反擊，最早是通過單位控制，后來采用訴訟方式，往往是媒體敗訴，公權力機關或官員勝訴率很高，現在已經發展到第三個層次，就是直接動用國家公權力，進行全方位的打壓。“現在新聞記者膽子越來越小，舉報者的膽子也越來越小了，很多人像王帥、吳保全一樣，被公權力打壓或以其他名義報復。”

　　“當前有很多社會問題，而發現事實真相主要是靠輿論監督，靠記者的大膽揭露。我認為，真相是最有力量的。我們首先要了解事實，才能進行價值判斷，所以要重視記者的作用，優化輿論監督環境，避免被打擊報復。”林維說。他認為，現在一些地方政府對待輿論監督的態度不是自省和改正，而是動用各種公權力對記者進行打擊和報復，久而久之，會損害公眾對政府的信任，從根本上損害政府的權威。

　　要保護說真話的權利，就要保護說錯話的權利

　　記者受指責最多的是“報道不實”，并被指涉嫌誹謗，王帥和吳保全的發帖行為，實際上屬于一種“自媒體”，廣泛傳播以后就被指“嚴重實失，損害了政府聲譽”，并進而對其實施抓捕行動。

　　著名刑事辯護律師田文昌認為，“誹謗罪”的濫用，反映了當前公權力被任意化、隨意化的現象。“這是個非常嚴峻的問題，使公權力自身受到毀滅性的腐蝕。限制公權力的最好辦法是進一步加強法制化，不能讓個人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的徐緒輝認為，我國《刑法》規定，誹謗一般屬于自訴案件，但是嚴重危害社會秩序和國家利益的除外。這里，后一條款常常被濫用，應該明確何為“國家利益”。“官員的利益不等于國家利益，地方政府的利益不等于國家利益，不能動輒以‘國家利益’來動用公權力。”

　　林維說，媒體沒有偵查權，所以輿論監督不可能100%準確，“要保護說真話的權利，就要保護說錯話的權利”。

　　1964年，美國判決“沙利文案”，確立了凡是官員和公眾人物起訴新聞誹謗案，必須證明對方具有“實際惡意”的原則。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布倫南大法官在判決書中指出：“批評政府是公民的義務，正如行政是政府官員的義務一樣”，而因為政府官員履行職務的言行受到了機關的庇護和豁免——受害者無權要求公職人員就其職務侵權行為“依法”承擔與普通人相同的責任；從平等的角度出發，也應“禁止政府官員因指向他的公務行為的誹謗性虛假陳述而獲得損害賠償，除非他能證明被告在制造虛假陳述的時候實有惡意”。

　　在研討會上，許多法學家指出，因為誹謗的對象是公民個人而非政府，政府是沒有名譽權的。公眾人物，特別是官員，他們有義務接受公眾監督，他們在自己的角色利益中也已經得到了足夠的報償，官員和公眾人物的名譽權保護應適當弱化，對新聞媒介和公眾的批評言論應適當寬容。

　　周澤認為，許多被監督的政府部門常常抓住記者或舉報人的一點過錯不放，對于被監督的問題反而避重就輕。“跟公權力對抗是很危險的，要想沒有問題很難。進了拘留所，面對強大的審訊機構，許多人被迫選擇了屈服。或者說，在當前我國法律環境不太完善的情況下，有些記者或舉報人難免有一些問題，但相比于其所揭露或問題本身是微乎其微的，卻被無限放大，以至于轉移公眾視線，淡化問題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