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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網3月16日電 據《瞭望》新聞周刊報道，多名受訪人士稱，官員對財產申報有心理抵觸可以理解，但從根本上要辨明的是官員的權利與義務。今年第四次提交官員財產申報建議的全國人大代表韓德云指出，相當一部分官員還未從心里認識到公開財產是其義務。

　　多次為官員財產申報求法的十屆全國人大代表王全杰曾作過一項調查，稱接受調查的官員97%對“官員財產申報”持反對意見。

　　“肯定有的官員愿意，有的不愿意。有的還想最好是不要監督。”全國人大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中紀委原副書記劉錫榮說。

　　大部分受訪人士表示，腐敗的官員肯定反對公開自己的財產，即使申報也一定瞞報。這一點不辨自明。而大部分官員都是清清白白做事的，不過，出于種種考慮，也會在心理上有一些抵觸。對這一“革自己命”的制度，“很難想象有多少人愿意給自己套上緊箍咒。”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姜明安說，在沿海地區，存在大量沒有非法財產但擁有大量合法財產的官員，這些人很可能持不露富心態。財產不多者可能也不會很愿意公開，“至少填表就有點麻煩”。

　　有分析人士表示，不露富是中國傳統觀念，除含蓄、內斂的性格外，還有一種現實的因素，即與傳統的人情、面子關系相伴，“比如說，某個在大城市工作的司長、處長財產公開出來有幾十上百萬，在他貧窮的家鄉親戚看來，這可是個大數目，蓋房子、娶媳婦的就要跑來借錢了。”

　　另有人指出，過去和當前的“紅眼病”、“仇富情結”，也進一步加重了一些官員公開財產的心理負擔。再者，現代權利觀念的影響，尤其隨著物權法的實施，私人財產權、穩私權得到越來越大的重視。有官員亦以此為由難以接受財產公開。

　　還有對“灰色收入”曝光的擔心，比如，一些司局長們到地方、單位講課“走穴”，一條不成文的潛規則是動輒上萬、數萬元的“講課費”或“咨詢費”。“這里面很難講清是靠官位、內部信息掙來的，還是憑自己的真才實學得來的。”再如，一些與職務無關或沒有直接關系的人情往來，是否合理，是否該申報，這也是一個界定難題。

　　對此，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萬公司總裁林銘森說：“灰色收入，就是要在陽光下讓大家來評論是否合理。出來做官應當以國家、民族為重，為人民服務，要堂堂正正把財產公開，講話做事才有說服力。”林銘森認為，沒有一定程度的“犧牲”精神，就“沒有資格做領導”，“也完全可以不來做領導”。

　　財產公開是因為掌握公共權力。姜明安稱，“陽光法案”的出臺和運作須以公職人員具有相應的法治文化觀念為前提條件。如果政府官員過于以管理者或“天然代表人民利益者”自居，“陽光法案”肯定是難以出臺和運作的。但另一方面，“陽光法案”的出臺和運作反過來也可以促進公職人員的觀念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