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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衣紀檢”實則是傳統的“特權反腐模式”的一個變種。反腐敗不能只在權力體制里流動，還得賦權于民，嚴格區分權力與權利，讓“以權利制約權力”成為常態。

　　一個被稱作“隱性紀檢”的制度，在江蘇泗洪縣已推行了半年有余。去年7月，泗洪縣紀委公開招募了68名“特別監督員”，讓他們對黨員干部8小時工作之外進行隱性監督，隨時向紀委舉報，不少當地官員都感到“如履薄冰”。(3月5日《新京報》)

　　能讓官員感到“如履薄冰”的，若是懾于法治的威嚴，當是國家和社會之福。可惜泗洪的“隱性監督”處處透露反法治化的傾向。法治的要義在于“依法治權”，“依法治國”。“隱性監督”的實質則是法外立法，權利特權化，權力集中化。

　　“隱性監督”的首個法外之法叫做《泗洪縣紀委、監察局聘任黨風廉政特別監督員的暫行辦法》。報道中，正是根據這個“暫行辦法”，泗洪縣紀委、監察局從300多名“應聘者”中“海選”出了68名“特別監督員”。這些“特別監督員”被要求在法律法規允許的范圍內開展監督，對部分官員違紀、違規、違法行為，如行賄受賄、公款旅游、公車私用、賭博、大操大辦等，直接向縣紀委專項管理人員進行舉報，并有權追蹤所反映案件的查處結果。而正如我們所知，任何一個公民均享有由憲法第41條所明確的控告權、檢舉權、批評權、建議權等監督權利。如果按照這一依據，每個人都有這樣的監督權，這個“暫行辦法”還有何意義？

　　“隱性監督”的法外之法還在這個“暫行辦法”之外。比如監督的指向就像是隨時都會改變。原來“特別監督員”的監督范圍還包括官員的行賄受賄、公款旅游等，到了年后，新監督任務就變成了“公車私用、大操大辦、工作日飲酒”。想讓哪些人監督就讓哪些人監督，想監督什么就監督什么，這樣的不確定還談何法治？

　　站在權利的視角看“便衣紀檢”，實則是權力濫用之下的“權利特權化”。如前所述，公民監督權本為所有公民平等享有，經某位紀檢工作人員的指定，卻被具體到了68位“特別監督員”身上。依“暫行辦法”，這些“便衣紀檢”行使的權利也不過是“依法監督”，可“直接舉報”。不同的只是“便衣紀檢”身份保密，與真正的紀檢人員“單線聯系”，而之所以如此，其目的正是要“有效保護監督者”。在一個小城市，熟人社會的現實也確實使得這樣的“有效保護”極為必要。但問題正在于，難道非“便衣紀檢”在向紀檢部門舉報時，紀檢機關就無法受理，無法保密其身份了嗎？若“便衣紀檢”只是某些公民的特權，憲法上的公民監督權實則在泗洪縣已經被異化為少數人的特權。

　　“隱性監督”還將帶來權力集中化的惡果。根據報道，這68名“便衣紀檢”都是一位叫高學升的紀檢人員通過一對一的面試決定聘用的。“便衣紀檢”在監督過程中，也是一對一的與高進行“單線聯系”。從“聘人”到“培訓”到“聯系”到“受理舉報”到“反饋案件處理結果”，均交由高一人來“全權操作”，如此不受監督的權力，怎不令人心懷忐忑？以高一人之力，又能否保證這68位“便衣紀檢”不會成為官場相互傾軋的工具，高和他的“便衣紀檢”又由誰來“隱性監督”？

　　腐敗的特征是權力的腐敗。要控制權力的腐敗只有引入權利對權力的監督。權利一旦被特權化，也就有了腐敗的危險。“便衣紀檢”實則也是傳統的“特權反腐模式”的一個變種。反腐敗不能只在權力體制里流動，還得賦權于民，嚴格區分權力與權利，讓“以權利制約權力”成為常態。這樣，反腐不會有異化的危險。□王剛橋(湖南 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