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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慈溪正在試行領導干部廉情公示制，全市300多名現任副局以上領導干部的廉情都公布在本單位的政務公開欄里，從干部本人的家庭住址到各人從業經歷，包括配偶在哪里上班，子女在哪里上學等，都被一一列在表格當中(1月13日《都市快報》)。

　　新年伊始，一些地方相繼推出了反腐倡廉的改革措施。新疆阿勒泰地區率先在全國試行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并對官員財產申報情況進行了公開，被認為是一項“了不起的制度創新”。浙江慈溪也開展了類似的工作，雖然沒有給自己的改革戴上“官員財產申報”的大帽子，只稱為“官員廉情公示”，但從實際情況看，筆者認為，浙江慈溪的做法比新疆阿勒泰的做法離本來意義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更近一步，更符合制度的應然要求。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是遏止官員腐敗，保證政府及官員廉潔從政的根本性制度，是促使官員“不敢貪、不能貪”的一把利劍。然而，雖然在十多年前我國黨政機關也加強了對領導干部財產的監督，建立了一些相關事項申報制度，但都不是應然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因此也很難有效遏止官員的貪污腐敗。于是，在全國性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尚未建立之時，一些地方積極創新，試圖先行建立起本地方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新疆阿勒泰地區就被認為是“破冰”之舉。

　　那么，阿勒泰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名副其實嗎?對照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目的和功能，以及其他一些法治國家的基本做法，筆者的結論是，阿勒泰的這項制度并非人們呼吁已久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因為形神均不具備，離該制度的應然要求相距甚遠。首先，能夠作為廉政保障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必須是“財產申報”，而不是“收入申報”。其次，在首次正式實行這項制度之時，官員的“財產申報”一定是某個時間點之前的“全部財產申報”，而不只是“上一年度的收入申報”。如果缺少這兩項基本內容和要求，那么，就無法掌握官員的真實財產情況，更無法監督之后的財產來源及增加情況，也就堵不住不義之財進入渠道。雖然實行“財產申報”了，一些官員還可以照樣貪腐，照樣進行權力尋租，因為按照現在的做法，官員的這些財產永遠無法被監控。最終，已經淪為“工資單式的財產申報”必然流于形式。

　　相比之下，雖然慈溪的做法并不叫做“官員財產申報”，而是“領導干部廉情公示”，卻比阿勒泰的做法更接近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精神實質。因為，第一，公示的內容之中包括了官員的財產狀況，且是申報之前的“全部財產狀況”，既包括本人及家庭基本情況，還包括本人、配偶及未成年子女名下的房產、私家車擁有情況，以及出國(境)求學(定居)、經商辦企業情況等，這就為今后監控官員財產情況確立了一個“基點”，能更有效地監督官員申報后的財產增減情況。第二，公示內容中還包括了因公因私出國(境)情況、有否借婚喪嫁娶之機大操大辦、收受錢財以及參與賭博等，以及有否利用職權職務便利或影響，為本人、配偶、子女及其配偶，以及特定關系人謀取利益等情況。最值得一提的是，對干部申報的相關信息，還設立了相應的檢查其真實性的渠道，在內容公示后由干部所在單位員工進行無記名投票檢測其真實性，如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票數指出其不屬實，由慈溪市紀委、市委組織部組成調查組對公示內容進行調查，并接受群眾電話監督。這從一定程度上可以有效防止領導干部虛報瞞報現象的發生，確保申報公示的信息比較客觀真實。

　　雖然慈溪的干部廉情公示制還不是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但廉情公示制中的干部財產從申報到公示核實的一系列環節和做法，都可以為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積累經驗甚至奠定基礎。待夯實這一基礎環節之后，稍一改革即可變為實質意義上的官員財產申報制度，因此，浙江慈溪的領導干部廉情公示制又向制度應然邁進了一步。(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