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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么嚴苛，而在于它能讓官員們充滿敬畏之心，對任何非法財產都畏之如虎，從而遠離貪污腐敗的可能

　　十一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六次會議將再次審議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等多項議案。其中，為避免貪污受賄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刑罰的過分落差，草案中對該罪的法定最高刑由5年有期徒刑提高到10年。

　　“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首現于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關于懲治貪污罪賄賂罪的補充規定》的單行刑事法律中。1997年刑法全面修訂時予以吸納。20年來，這項罪名一直因為量刑過輕引起司法處罰失衡而被詬以貪官“救命稻草”，由此引發的爭議更是不絕于耳。

　　按照現行刑法，貪污受賄超過10萬元即可判處至少10年有期徒刑，情節特別惡劣的甚至可判處死刑。相比刑法對貪污受賄罪的量刑標準，“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最高刑期不過5年的懲罰力度顯然是輕之又輕，不僅不足以威懾犯罪，更有可能使之成為貪官污吏的“免死金牌”。

　　曾不斷有論者稱應該廢止這項罪名，對此筆者倒不敢茍同。從法律的嚴肅性和公正性出發，“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具有成為獨立罪名的條件和可能。如果犯罪嫌疑人不能或者不愿說明合法財產之外的其他財產的來源，最好適用“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不應以貪污受賄罪模糊論處，神圣的法律理應具有這樣審慎而清晰的品質。

　　此次刑法修正草案，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最高刑期由5年增加到10年，應該說是對此前量刑過輕的一次糾偏。但此舉并沒真正觸動司法處罰失衡的根本問題。

　　目前腐敗行為之所以層出不窮且金額屢創新高，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其實可歸咎于“官員財產申報制度”的付之闕如。因為如若沒有官員財產申報制度，我們就沒有辦法恰當切割官員合法財產與非法財產的界限，直接導致“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量刑上的猶疑，使這項獨立罪名無法有效宰制官員的貪欲，更使得紀檢監察部門事先無法密切追蹤官員財產的異常，非要等到“東窗事發”才能被動跟進。我們也不排除，在官員財產暗處運行的情勢下，不知道有多少劣行昭彰的貪腐官員逍遙法外。如此，“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難免會逐漸淪為“紙老虎”。

　　毫無疑問，“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不可分割。僅僅執著于后者的建設，卻對培植其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前者長期束之高閣，從一開始就注定了“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的尷尬地位。因此，與其做著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剜肉補瘡的一時之功，還不如來一個釜底抽薪、斬草除根。

　　以法律精神而言，任何法律的初衷都不在于懲戒的強度，而在于懲戒的可能。從某種理想意義上說，懸而不用的法律才是最好的法律。具體對“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而言，重要的不是它有多么嚴苛，而在于它能讓官員們充滿敬畏之心，對任何非法財產都畏之如虎，從而遠離貪污腐敗的可能。顯而易見，惟有官員財產盡快陽光化、透明化，才能達到這樣的效果。

　　“官員財產申報制度”與“巨額財產來源不明罪”涉及行政法與刑法兩大領域，但卻具有內在的聯系性。希望有關方面能立足于推進反腐事業的大局，盡快在推進“官員財產申報制度”上有所作為，繼而堵住官員貪腐的“管涌”。(張若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