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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關部門連出減負措施應對金融危機 某些經營者卻將企業不景氣矛頭指向勞動合同法

　　新聞快讀

　　就在國家通過調研掌握當前形勢并采取積極措施幫助困難企業與勞動者渡過金融危機難關之時，一些企業經營者卻將矛頭指向今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一時間，勞動合同法“生不逢時”論盛傳。一些企業抱怨，勞動合同法增加了用工成本，比如，不簽勞動合同需要賠償雙倍工資、裁員時需要承擔經濟補償金、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增加了企業負擔等。

　　12月22日，權威勞動法專家一一駁斥了上述說法，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際上是企業通過“喊冤”樹立自己“受害人”形象，以換取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勞動合同法修訂和執行方面的讓步。一些企業將自身的問題與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聯系起來，本身就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表現，正是因為一些企業還沒有培養出基本的社會責任意識，所以法律才會強制他們履行責任。

　　“喊冤”只為換取修法和執行方面的讓步

　　企業裁員權利得到放寬裁員負擔未增加

　　倒閉因素多樣與勞動合同法無必然聯系

　　歸咎勞動合同法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表現

　　“三部門采取五項措施為企業減負上千億元，可以穩定千萬崗位”的消息，驅走了刺骨的寒風，帶給人些許暖意。據了解，這是全球性金融危機發生后，我國相關部門短時間內采取的又個一積極應對舉措。

　　早在11月17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就發出通知，要求根據當前經濟形勢和企業實際情況，近期暫緩調整企業最低工資標準，城鎮職工基本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基金結余規模較大的統籌地區，可采取一次性措施適當降低一定時期的繳費費率。

　　今年以來，受國際經濟下滑和原材料價格過快上漲、勞動力成本上升以及人民幣匯率升值等因素影響，我國部分地區中小企業出現經營困難。

　　來自國家發改委的初步統計，今年上半年，全國有6.7萬家規模以上中小企業倒閉。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12月初完成的《金融危機對就業影響最新數據調查報告》顯示，截至11月底，全國十個省總計有485萬名農民工返鄉。

　　然而，就在國家通過調研掌握當前形勢并采取積極措施幫助困難企業與勞動者渡過難關的時候，一些企業經營者卻將矛頭指向今年開始實施的勞動合同法。一時間，勞動合同法“生不逢時”論盛傳。一些企業抱怨，勞動合同法增加了用工成本，比如，不簽勞動合同需要賠償雙倍工資、裁員時需要承擔經濟補償金、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增加了企業負擔等。

　　是勞動合同法真的選錯了出臺時機，還是某些經營者在使用掩人耳目的障眼法？12月22日，權威勞動法專家一一予以了澄清。

　　企業只要守法不會增加用工成本

　　在某外企從事人力資源工作的趙宇用“幾乎崩潰”形容自己在經濟危機下的日子。他說，公司里的女員工紛紛選擇“懷孕”躲避可能發生的裁員，而按照勞動合同法的規定，崗位還得給這些孕婦留著，招聘新員工又不能做“短期工”，企業成本、員工磨合、考察期等等，都是問題。

　　在采訪中，記者發現，把對勞動合同法的不滿與金融危機聯系起來的大多是企業經營者。

　　一位勞動法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這實際上是企業通過“喊冤”樹立自己“受害人”形象，以換取政府及有關部門在勞動合同法修訂和執行方面的讓步。

　　“只要守法，企業并不存在所謂的用工成本增加。”曾參與勞動合同法起草的立法專家、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勞動法教研室主任王向前今天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實際上，有關勞動合同法的爭議，從2006年3月公布草案征求意見開始就沒有間斷過。對于勞動合同法因保護勞動者權益而對企業做出的一些限制性規定，一些強勢企業反應強烈。雖然這場論爭最終以2007年6月29日勞動合同法表決通過而告終，但這之后，規避勞動合同法成為一些企業的行動目標。一些企業采取裁員、變正常用工為勞務派遣工等手段規避勞動合同法規定的企業用工責任。

　　“勞動合同法規定的只是企業最基本的責任，保護的是勞動者最低限度的權益。”王向前說，這部法律并沒有規定一個合理的用工標準，比如勞動者在企業工作應該有什么樣的勞動條件，應該享受什么待遇。

　　“勞動合同法只是要求企業跟勞動者簽個書面勞動合同，并沒有規定必須簽多長時間，而且只要簽了，就不會遭到勞動者索賠兩倍工資。”王向前告訴記者，勞動合同法也沒有規定企業必須支付給工人多少工資，而是雙方協商，企業能負擔多少就給多少。

　　據介紹，勞動合同法規定企業付給勞動者的工資不能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而最低工資標準是政府測算出來的、維持一個人的最低生活水平所能容忍的一個最低標準。

　　在北京打了13年工的楊成告訴記者，現在的企業往往把工人的工資壓得很低，他以前所在的那家企業，生產一線的農民工最低只有900元，僅比北京當地800元的最低工資高出100元。

　　據了解，雖然勞動合同法也要求勞資雙方建立集體協商機制，包括可以就工資進行協商，但這一機制完全是建立在勞資雙方自愿協商基礎上的，并沒有強制性。

　　一位勞動法專家說，金融危機實際上起到了放大原有爭議的效果，企業盈利減少，工資支付能力下降，便采取各種變通手段規避勞動合同法的調整。如：為避免裁員成本過高，企業不輕言裁員，卻采用放長假的方式變相裁員。這使員工們無法應對，有關權利也無法得到保障，法律也無可奈何。

　　市場經濟勞動力供大于求是常態

　　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部長尹蔚民透露，目前隱性失業較為嚴重，2008年底到2009年初，返鄉農民工會逐漸增加，而2009年一季度會是最困難的時候。

　　楊成告訴記者，和他一同失去工作的一百多名工友，大部分已經回老家或者去別的省市找活干了。兩個月前楊成和他的伙伴通過仲裁調解拿到了公司所欠的三個月工資后，他就開始找工作，但一直沒找到合適的。

　　王向前告訴記者，沒有金融危機時企業也會裁員，政府同樣要解決，只不過金融危機來了，企業更加困難會造成更多的失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勞動力供大于求是一個常態，就業促進是一個長期性的任務，并不是現在才出現的問題，與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與否沒有什么必然關系。

　　“而在社會保險方面，勞動合同法其實就是規定，如果企業不按時足額地繳納社會保險費，勞動者可以與企業解除勞動合同，企業要給一定的經濟補償，如果企業不違法根本就沒有增加負擔的問題。”王向前說。

　　王向前告訴記者，勞動合同法并沒有給企業帶來什么裁員難的負擔，反而在勞動法的基礎上放寬了企業裁員的情況。

　　以企業經濟性裁員為例，原來勞動法只規定破產企業進行法定整頓期間和企業生產經營發生嚴重困難，達到當地政府規定的困難標準兩種情況，而勞動合同法又增加了企業轉產、重大技術或者經營方式調整，經變更勞動合同后仍需裁減人員的，以及其他因勞動合同訂立時所依據的客觀經濟情況發生重大變化，致使勞動合同無法履行的兩種情形。

　　王向前說，只要企業有正當的理由進行裁員，比如裁掉這些人確實具有經濟上的合理性，有利于企業的生存和發展，就都可以裁，法律并沒有強迫一個企業非得超出自己能力之外地去養著多余的人員，而恰恰是給了它們更大的裁員權利。

　　先“凍死”的企業源于缺少競爭力

　　老家在陜西寶雞的高志翔22日中午接到記者電話時，正在北京一家快餐店忙活，他已被聘為那家店的業務經理。

　　高志翔原來在北京一家單位當廚師長，5月底的一天，他和食堂里的12個伙伴一起被解雇，沒有勞動合同的他們申請勞動仲裁后，拿到了雙倍工資的補償。高志翔原來的工資是每月2200元，5個月的雙倍工資就是11000元，“這還不包括加班費、需要補交的社會保險費”，高志翔說，如果企業老老實實地同我們簽了合同，上了保險，就不會多拿出這些錢來，他們的用工成本也就不會增加。

　　“對于一些企業來說，他們感到的來自于與勞動者解除勞動合同時所支付的經濟補償金的壓力，只是這些企業應該為自己違約行為所付出的微小代價。”王向前說。

　　據統計，我國民營企業的平均壽命只有3.7年，每年約有100萬家民營企業破產倒閉，60%的企業在5年內破產，85%的企業在10年內消亡。

　　“即使沒有金融危機，每年也有很多企業關閉，又有很多新的企業注冊，企業在市場經濟中不斷地優勝劣汰是正常的。”王向前說。

　　據楊成講，他以前所在的幕墻公司原材料損耗非常厲害，有時與廠家訂多了，工程完工后，一千多塊不能回收利用的玻璃堆在那里，而每塊玻璃價值好幾千元錢，工人施工時也經常有破碎現象，施工現場非常混亂。業內人士稱，因管理水平、技術水平、人員素質等等落后原因造成的企業經營困難不在少數。

　　“冬天來了，總會凍死一些鳥獸，但肯定是體弱的、沒有競爭力的，留下來的是生存能力強的、勤奮的，企業也是一樣的道理。”王向前說，金融危機之下，首先被淘汰的絕對不是有競爭力的企業，而是那些不適應市場的企業，如果一個企業連對勞動者所承擔最低限度的義務都負擔不了，那么這樣的企業存在就失去了意義。國家允許企業進行經營的最根本的目的就是能為社會和人提供服務，如果勞動者在這種企業里只是簡單地遭受剝削，這是在浪費國家資源和勞動力，關閉這類企業反而有利于國家經濟的發展。

　　立法維護公平正義乃是大勢所趨

　　“誠信是勞動者最為看重的，如果企業確實太困難減少點工資，我們也能接受，怕就怕企業算計人，讓人白干活不給錢。”來自河北農村的鋼筋工耿士京告訴記者，他在北京干了十年，已經因為建筑企業欠薪帶領同村的伙伴打了三次官司了，雖然官司贏了，每次要錢的時候又總是再被克扣一次。他回憶說最難打的是第一次，因為當時沒簽勞動合同。而后兩次雖然有了合同，也是歷盡波折，拖了很長時間。

　　王向前認為，一些企業將自身的問題與勞動合同法的實施聯系起來本身就是一種逃避責任的表現，因為以前他們長期的不守法、不誠信，對勞動者剝削慣了，才不能接受這種責任。而正是因為一些企業還沒有培養出基本的社會責任意識，所以法律才會強制他們履行責任。

　　對于我國中小企業當前發展的困境，王向前分析說，原因不僅僅是金融危機的影響，還有企業所得稅、社會保險費的繳費義務相對較重，影響了企業的自身發展。

　　另一方面，我國有中小企業促進法，有關部門應當按照法律提供促進企業發展的金融政策、財政政策、教育政策等，但實際上中小企業促進法可能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所以當前企業想要解決問題，一定要把好脈，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而不是將予頭指向勞動合同法。

　　“勞動合同法并不單純是一部法律的事情，而是中國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的產物，是中國建設和諧社會所必需的，是大勢所趨。”王向前說，不僅如此，將來我們還要進一步出臺更多的細化企業的用工責任、維護勞動者權益的法律。比如工資條例、社會保險法、職工民主管理條例等等，進一步加強職工民主管理力度，制約企業的經營管理自主權。(本報記者 劉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