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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產，不僅僅是消費前衛

　　從萬元戶到現在的百萬或千萬，盡管中國的大多數人剛剛解決溫飽，但起碼也有20%以上的人口已經達到中產，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甚至對收入的直線增長感到麻木，而消費或100年前凡伯倫嘲笑的那種“炫耀消費”，成了慰藉這種麻木的嗎啡。

　　不相信嗎？你一定知道前幾年房地產市場的人潮洶涌，在北京、上海、深圳、杭州和南京，那里的房屋價格幾年前就已經超過了每平方米1萬元，而一套中產階級居住的140平米以上的高檔公寓一般都在100萬～300萬元；原先騎自行車的道路上一下子爬滿了奔馳、寶馬和別克，開車人的神情以最直露的方式告訴你，什么叫“人一闊，臉就變”。在我這次會后的歐洲旅行中，巴黎的一站自然會去俗稱“老佛爺”的Lafayette百貨公司。當我跨進大樓的那一霎那，洶涌的人潮再一次告訴了我，什么叫中國的力量！幾乎每一節柜臺都寫著，“我們提供中文服務”——中國的發展看來也為旅法華人制造了就業機會；幾乎每一節柜臺前都擁滿了導游帶領的中國團隊，退稅柜臺前黑壓壓的更都是中國人的腦袋；不止一個人請我為他們再買一個限購的Louis Vuitton，一個手上已經抓著三個LV的男子對我說，“太便宜了，每個只要500歐！”

　　如果你知道在中國的一些省份，這500歐元或4000多人民幣，是很多農民一人或一家的年收入，你就不會有“中國人已經站起來”的興奮。你也許就會去考慮，富裕起來的中國中產階層在奔馳、寶馬和路易·威登之外，是不是應該有更多的尤其是精神方面的追求？

　　誠然，我們在年初的雪災和后來的汶川地震中，已經看到了一些征兆：在2月的大雪覆蓋了中國南方，造成許多人有家難回的時候，成群的私家車主在他們的倒車鏡上掛上了綠色的飄帶，免費接送無法回家的人；在5月的大地震救災中，我的那位現在已經名滿天下的朋友，帶著自己的60臺大型機械和解放軍同時到達重災區，他在那里拼了56天的命，以致自己收購而未來得及出手的7000噸廢銅的價格從每噸2.5萬元跌到1.2萬元。其實，中產階層做的事情還有很多，比如，為孫志剛之死抱不平以致最終促使國家廢除了“收容法”；再比如，為農民兄弟遭受的不平等“鼓與呼”，促使國家一再出臺新的惠農政策；還比如，從捍衛物權、反對“市容”的野蠻管理，到為國家獻計獻策如何應對全球經濟蕭條。只是他們是改革開放的第一批受益者，歷史使他們成為國家的“寵兒”，也希望他們為這個國家尤其是為這個國家中更多的人民也成為中產做出更多的貢獻。

　　30年后但愿大家都中產

　　其實，使更多的人民都成為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群體不僅是我們的希望，現在也是執政黨的近期理想或奮斗目標。

　　在經歷了幾十年的階級斗爭的風雨之后，國家所以會將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或我們所說的中產階層作為奮斗目標，除了對社會主義認識的改變——拜鄧公之勇氣，他首先說出了“貧窮不是社會主義”——以外，也有社會穩定或建設和諧社會的現實要求。

　　前幾年，在播放電視劇《太平天國》的時候，我有一次乘坐出租車，一上車司機就和我大談太平天國。談完了精彩的劇情之后，那看上去還算忠厚的司機郁郁說了一句，“唉，現在再要有太平天國就好了。”我聽了以后大吃一驚，忙問為何？“殺貪官，均貧富啊！”我聽后連說，“師傅，你的情緒不對”，引得他對我的身份大表懷疑：“你是當官的？”我告訴他我不是，并且問他知不知道，那個以殺狗官始的太平天國，最后制造“狗官”的速度比它要推翻的清王朝還要快？歷史知識大多來源于電視的司機考慮得自然不會這么多，但他相信了我的史學博士學位的身份，也半信半疑中國也許確實不能再有一場“推倒重來”的“革命”。

　　你不必用“階級斗爭”的眼光分析司機的出格的言語，但他確實反映了弱勢群體或普通大眾要求分享改革開放的經濟與社會成就的樸素愿望。黨和國家看到了這種愿望，所以才會出臺一系列政策，力圖縮小階層間的差異，縮小城鄉間的差異，讓共同富裕成為社會主義的基本目標。

　　你認為這一切和你無關嗎？確實，一般說來，中產階層的收入來源于自己的勤奮工作、來源于自己的專業技能，但你不要忘記，在整個社會的“蛋糕”分配中，你拿走的那塊雖然不是最大，但卻比普通的工人農民大得多。加之，普通大眾與上層社會隔了十萬八千里，但他們生病要看醫生、孩子上學要找老師、打官司要請律師和法官、有事要找“政府”，日常生活還會遇見形形色色的大小經理。對他們來說，中產階層就是“有錢人”，而如果碰巧他又目睹了這個“有錢人”為富不仁——比如，醫生開刀收受病人紅包或老師變著法讓學生送禮——他能不把社會不公的原因歸結在中產階層頭上？所以，我說過，如果改革失敗，中產階層有可能會成為社會問題的替罪羊。

　　那么，出路何在？出路當然是讓大多數人都成為中產，成為改革開放的受益者。不過，按現在每年1%的增長速度，在中國，即使60%的人成為中產，也還需要30年。

　　“全民中產”還有哪些障礙？

　　盡管要用30年，但像美國和其他發達國家那樣，成為“橄欖型”的“全民中產”社會畢竟還是一種美麗的前景。問題在，在中國這個13億人口的國家中，除了人多以外，我們究竟還有什么可以依賴的發展資源？在成為“橄欖型”社會的過程中，我們又會遇到怎樣的障礙？

　　不說你也知道，首要的障礙來源于現在越來越嚴重的社會分配不公。中國的人均GDP本來就少得可憐，這少得可憐的GDP偏偏又被政治和經濟上的強勢集團以各種明的和暗的方式拿走的太多。明的從收電費的和收過橋費的月薪八千，到平安保險的馬明哲之輩年薪6000萬；暗的從變相的權錢交易到直接的收受賄賂。事實很清楚，如果不能遏制這一趨勢，受剝奪的就不僅是低層社會的老百姓，中產階層一樣難以健康成長。

　　和社會分配不公一樣嚴重的，還有中國的農民問題。確實，改革開放使得農民在市場上流動起來，他們不必再像毛澤東時代那樣守著幾畝薄田艱難度日。但是，無論是住房還是醫療和孩子上學，城市對我們的農民兄弟設置的門檻越來越高。按照工業化的一般邏輯，農民先成為“藍領”產業工人，再通過教育使自己或下一代成為“白領”工人。但問題是，在現有的制度安排下，有幾個農民和他們的子女，能夠僥幸走完這個全過程？但農民不能被現代化所順利接受，中國的問題就無法真正解決，“橄欖型”的中國也不會到來。

　　除了這些客觀的難題以外，我們現在所說的中產階層的精神存在同樣是一個瓶頸。如果我們也只知道“獨善其身”，只關注如何使自己的生活變得更好，我們就會失去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精神意義。我承認，中國已經有了龐大的中產階層，但是只要有一天，我們的中產生活是以另一大群人的非中產生活為代價的，這就仍然不是一種理想的生活。

　　在我們的物質生活豐富起來之后，精神之花就一定會枯萎嗎？ ★

　　2008年12月，寫于漢堡-布魯塞爾-巴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