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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年來，機會與誘惑幾乎同時多了起來。

　　有人把握了機會，有人沒有抵制住誘惑。在誘惑面前失守的人，如果是一個權力掌握者，受到損害的可能將是公共利益。

　　當權力不受制約時，貪腐就會大行其道。

　　從這個角度看，中國30年的反腐敗之路，也可被解讀為對權力的制約之路。

　　忌諱時代

　　“殺！”

　　一群白發老人握緊拐杖向地上一戳，齊聲說道。

　　那一幕，給年輕的法律學者林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是1992年的上海，在上海社科院法學研究所工作的林喆參加了一次內部通風會，通報的內容是當時查處的官員腐敗問題，與會的人員，包括上海市的一些老干部。

　　后來調到中央黨校的林喆成為著名的反腐問題研究專家，而當年，她對貪腐問題還比較陌生。

　　彼時的中國，計劃經濟的列車在轟鳴中開始向市場經濟轉軌。雙軌制并行期間，各利益集團開始粉墨登場，一批官員的貪污、腐化的問題開始顯露。

　　通報的內容，顯然超過了老干部們的忍受程度。通報結束后，會場上一片沉寂。

　　一名70多歲的老干部，嘴唇顫抖著說：“戰友們，怎么辦？怎么辦？”所有老同志拿起手中的拐杖往地上一戳，口中蹦出一個字——“殺！”

　　這一幕讓林喆非常震驚。“我當時就想，得研究一下，到底發生了什么，導致了這些老人如此痛恨的腐敗。”

　　在當時，“腐敗”一詞還不通用，媒體更多地使用“腐化”一詞。“生活腐化”成為當時許多落馬官員的罪狀。

　　在這次通報會后不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一名編輯找到林喆，約她寫一本關于腐敗的“暢銷書”，并強調，這本書至少能讓高中文化程度的人都能讀懂。

　　林喆接下了這個題目。對腐敗問題深入研究后，她認為腐敗就是指權力腐敗。“腐敗的根源就在于權力本身具有一種內在的異化機制。任何權力只要不加限制，就必然會走向腐敗。”

　　林喆將重點放在對權力的分析上，她很快發現，這不是一本寫給高中生的書。

　　一年后，當林喆將題為《權力腐敗與權力制約》的書稿交給出版社時，最初約稿的編輯詫異了。“腐敗與權力有什么關系？腐敗就是腐化啊！”出版社拒絕出此書。

　　1992年，仍然是一個忌諱的時代，腐敗還不是一個可以公開深入探討的問題。正如中國的發展之路在摸索中前進一樣，林喆的書稿也幾經沉浮，旅行了大半個中國，幾經退稿。

　　在著書過程中，林喆也對“是否是改革開放引發腐敗”做出明確的回答——

　　“不是這樣。”

　　最初的腐敗

　　就在林喆被白發蒼蒼的老干部們的憤怒觸動的同一年，在意大利，一場政界丑聞震動朝野——一個清潔公司老板不堪政客勒索而舉報，深入調查后，人們發現，執政黨和在野黨都在大肆貪污索賄。

　　貪污腐敗已是一個國際性的問題。難道是中國打開國門，才導致貪腐現象流入并蔓延？

　　“新中國成立后不久，就出現貪污腐敗分子了。”林喆說。

　　事實上，新中國成立前，中國共產黨領導人就開始注意到貪腐潛在的威脅。毛澤東在1949年3月召開的七屆二中全會上提醒人們，“不要被沒有拿槍的敵人征服”。

　　1951年，一起貪腐大案震驚全國。當時擔任天津地委書記的張子善和前任劉青山，被發現貪污救濟糧款、治河款等，總計超過171億元(舊人民幣)。1952年2月，兩人被執行槍決。

　　兩個月后，新中國即出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懲治貪污條例》，包括國家機關、企業、社會團體、軍隊，成為這部條例規范的對象。

　　劉青山、張子善的貪污是在當年的“三反運動”中被揭露的，“三反”中排在第一的是“反貪污”。按照當年五大行政區統計，有122萬余人被發現有貪污腐敗等行為。

　　此后，中央政府又集中展開了三次反腐運動。

　　此間的各種運動，雖然有擴大化的傾向，但也說明，在新中國成立不久，初掌權力的部分人就出現了貪腐的苗頭。

　　這一切，都記錄在了林喆的書中。

　　不過,一個事實是，新中國成立之初，貪腐的情形并未像后來那樣嚴重，也并未蔓延。對此，林喆援引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的解釋，一是因為毛澤東在革命時期建立起來的政治威望所致；二是因為時不時的政治運動，極大地限制了干部的權力。

　　后者，也可以被看做限制權力的一種極端的辦法。

　　就在中國用更極端的辦法限制官員權力的同時，1974年，香港成立了廉政公署，正是這個機構使得香港成為全球最為廉潔的城市之一。

　　第一次反腐高潮

　　廉政公署成立5年后，1979年1月，在北京，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正式恢復。多年以后，這個黨內機構成為貪腐分子最害怕的單位。

　　與各級紀委陸續恢復的同時，1980年，在“文革”期間停止運作的檢察機關開始恢復。中國的檢察機關除了具有國家公訴人的身份外，還同時擁有偵查的權力，檢察院也成為反貪腐最前沿的法律機構。

　　這一年2月，26歲的童海保考入安徽省馬鞍山市當涂縣檢察院，成為一名書記員。

　　2002年，童海保獲選中國十大杰出檢察官，這名長期在反腐一線工作的檢察官，2003年成為全國人大代表后，因為一連串的反腐議案，受到了人們的關注。

　　而在改革開放初期，作為法律監督機關的檢察院，地位遠遠不如法院和公安局，很多人甚至不知道檢察院是干什么的。讓童海保印象深刻的是，在當涂縣，甚至有人拿著木材檢查單走進檢察院，以為這里是木材檢查站。

　　當時貪腐案件比較少。事實上，可被貪污的資源也非常之少。童海保曾經辦過一個貪污案，一個小學校長貪污購買作業本的提成費獲刑三年，金額是2000元。

　　上世紀80年代初期，貪污1000元即可定罪，現在這個數字是5000元，而在新中國成立初期，貪污30元就已犯罪。

　　社會已經悄無聲息地發生著巨大的變化，而對權力的限制和監督的力度并未及時跟上。在上世紀80年代初期，由于知青返城找工作、大學生畢業分配、企業的供銷人員尋找客戶，托關系、走后門一時流行。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情況變得嚴重起來，倒賣耐用消費品在沿海地區開始猖獗，一些握有權力的政府機構也參與其中。官辦企業成為經濟領域最活躍的力量。據當時統計，從1986年到1988年，全國猛增了30萬家“公司”、“中心”，其中62%以上的企業政企不分、官商不分。特別是一些高干子弟依仗權勢和各種關系經商，倒賣各種緊俏商品大獲其利。

　　緊跟著上世紀80年代中期的這次腐敗高潮，便是反腐力度的加大。

　　1986年1月6日上午到9日下午，8000多名中央機關干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在這個被稱為“八千人大會”上，中央號召中央黨政機關全體黨員干部在端正黨風中成為全國的表率。

　　同一時期，全國各地的檢察院相繼成立了反貪污賄賂局(以下簡稱反貪局)，偵查范圍也更細化為國家工作人員。

　　“成立反貪局后，打擊的目標更明確了，我們也配備了測謊儀等更多的偵查工具。”一直在基層檢察院工作的童海保說。

　　很多人對反貪局寄予厚望，甚至希望這個機構能像香港的廉政公署一樣一舉滌掃濁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