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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門檻、嚴打擊，未能規范住形形色色的地下職業群體，反而使矛盾長期積累，更加容易激化

　　在大小城市，由于為建設城市文明而設置的行業“門檻”越來越高，一部分謀生者難以獲得合法經營資格，不得不進行無證經營、違法違規生產，淪為“地下職業”，因此形成獨特的“地下經濟”。

　　《瞭望》新聞周刊在近期的追蹤調研中了解到，這樣的“地下職業”者比普通困難群體強：他們能夠自食其力、自謀溫飽；“地下職業”又比普通困難群體更弱：不僅很難得到來自政府和社會的扶持、關懷和同情，反而因為“妨礙城市管理”而不斷遭受地方政府的打擊取締，本已脆弱不堪的泥飯碗，一而再再而三地被砸爛，長期打擊下積累的怨氣怒氣，一點就著，容易使偶然事件升級成惡性沖突。

　　這些“地下經濟”的典型代表如城市黑車、黑摩的等。他們并未在長期嚴格管制下得以取締和規范，反而容易成為種種沖突的導火索。日前的重慶、海南三亞罷運事件，深圳石巖事件的起因，都與“地下經濟”的存在有直接關系。

　　實踐中，一些城市已經意識到部分“地下經濟”存在的現實合理性，從保護民生的角度出發，采取降低門檻、扶持規范等辦法，將“地下經濟”轉化為“地上經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社會矛盾的隱患。

　　“高門檻”外的“地下職業”

　　“灰色經濟”，或稱為“地下經濟”、“地下職業”在各個城市都普遍存在。它的主要特征是：這種經濟活動不以侵害其他公民的生命財產為目的，經營活動本身無害于社會，但由于種種原因，不能獲得合法的經營資格。這個群體只能依靠非法、違規手段謀生。

　　既然是“地下”狀態，它就在政府的統計之外，沒有人知道從業者的人數多少、產值多少。廣州市社情民意調查中心經過長期跟蹤調查認為，廣州市從事黑作坊生產、無證經營、流動攤販、摩的、黑的等職業的人數，保守估計在60萬。

　　“地下經濟”的存在，有著現實合理性。在需求方，“地下經濟”所提供的產品或服務價格低廉、方便快捷，特別獲得廣大中低收入階層的青睞；在供給方，這是“地下職業者”的惟一生計，不管政府部門怎樣打擊取締，總會死灰復燃。

　　“摩的”、“摩托仔”就是“地下經濟”的典型代表之一。

　　深圳市由特區“二線關”分割成“關內”、“關外”。“關內”是高度發達的經濟特區，“關外”是占深圳市土地面積八成以上的寶安區和龍崗區，是深圳的主要工業區，以中小企業為主。這里工作、生活著1000多萬外來務工人員。土地遼闊，公交線路少、發車少，居民收入低，打“摩的”一直是重要的短途出行方式，車手被稱為“摩托仔”。本刊記者到這里采訪，也全靠打“摩的”代步。

　　深圳市2003年開始“禁摩”，但在“關外”，摩托車非法營運久禁不絕。

　　一方面是巨大的社會需求，另一方面，這是許多“摩托仔”的惟一生計，他們在循環往復的打擊之下固執地堅守著。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曾經從事過其他職業：進過工廠、送過報紙、送過桶裝水，但收入都不高。有的做過小生意，但經營不善，血本無歸。而當“摩托仔”，早七晚九，一天干上十三四個小時，能有100元收入。

　　大多數“地下職業者”，都不止一次遭遇過重罰。像深圳的“摩托仔”，交罰款是他們的“四季歌”——一年大概挨這樣的處罰三至四次，每次500～1000元；曾經被沒收過兩三輛車的，不在少數。

　　“摩托仔”們反映，摩托車扣押后，交點手續費或罰款，就可以領回來繼續上路。因此，深圳市“禁摩”多年，但在寶安區，摩托車照樣大行其道。11月8日下午3點24分起，本刊記者站在距石巖交警中隊只有幾分鐘車程的寶安東路335號統計，10分鐘內，經過這里的摩托車有46輛。

　　現實中，嚴厲打擊、“非法”身份，使他們的行為更不規范。對“摩托仔”來說，只要被管理部門抓到，一概處以非法營運處罰——這是所有交通違法行為中處罰最重的一項。

　　因此，他們為躲避管理和處罰，即置各種交通法規于不顧：執法者喜歡在“摩托仔”停在路口等交通信號燈時上來查車，誰要是老實等信號燈等于自投羅網，所以，“摩托仔”沖紅燈肆無忌憚；頭盔自然也不必戴了；也無所謂超載了。本刊記者在寶安區的馬路上到處可以看到，一輛摩托車連車手載了三四個人，像葫蘆串兒似的從身邊飛馳而過；政府已經禁止上牌，所以車輛年審自然也免了；行駛證、號牌不用領了；駕駛執照不用考了……

　　和“摩托仔”一樣，由于某個單項不合格，導致無法取得市場準入資格，“地下職業”從此徹底脫離政府監管——監管者對他們，要么裝作沒看見，要么就是取締，“地下職業者”成了孫悟空——超出所有經營法律法規的管轄之外。比如，由于經營場所沒有房產證，無論如何辦不成營業執照，所以，無證經營者連稅務登記、消防驗收、衛生許可，等等，統統不辦。

　　相應地，有關的政府部門也就“免責”，不進行日常檢查、監督、指導。

　　整治背后的社會隱患

　　“地下職業”泛濫到一定程度，對城市形象、市民生活造成影響，于是，市民投訴不斷，人大、政協、媒體監督連連；或者，某一“地下職業者”發生意外事件，如深圳“舞王大火”，相關部門就會統一部署開展一次大規模專項整治，而且要求“嚴管嚴治”、“絕不手軟”。

　　多年來，政府主管部門對龐大的“地下職業”群體，主要采取專項整治的辦法，“放任-泛濫-專項整治-死灰復燃-放任”，如此不斷循環。在專項整治中，常規套路是發動相關政府部門搞聯合執法，出動機關干部，臨時雇請人員，進行“地毯式檢查”。

　　不斷重復的專項整治積聚下來的怨氣怒氣，在偶然事件的誘發下，越來越容易升級擴大成惡性事件。如深圳石巖事件，起因就是深圳市寶安區石巖街道辦事處執行打擊摩托車非法運營專項行動，李國超駕駛摩托車逃跑躲避檢查，石巖街道辦事處工作人員賴某用手中的對講機擲向李國超，李國超頭部被擊中后倒地，送院后死亡。家屬及親友、同鄉將尸體抬到石巖交警中隊，眾多“摩托仔”和其他群眾圍觀，并打砸石巖交警中隊大樓，掀翻、點燃警車。

　　近年來，廣東各地因打擊取締無證經營、非法屠宰、非法營運等“地下職業”誘發的惡性事件時有發生。僅今年下半年，本刊記者參與報道的由查處“摩托仔”引發的惡性事件就有三宗：今年8月，惠州市博羅縣一名摩托車手撞到路邊燈柱死亡，家屬親友懷疑是躲避治安員追截所致，百余人打砸村委會和派出所；11月5日，珠海一名“摩托仔”由于摩托車和駕駛執照被交警扣押，走投無路而萌生惡念，駕駛卡車惡意撞進校園，造成5人死亡、20多人受傷；還有深圳“石巖事件”。

　　據有關部門介紹，“地下職業”群體已經開始抱團，來自同一地區的老鄉集中租賃居住在同一地區，一呼百應。像石巖街道，本地戶籍人口1萬多人，外來人口57萬人，其中梅州五華縣籍客家人1萬多人。本刊記者走在石巖街官田村的集市里，到處可以聽到濃重的客家口音。一旦發生事情，他們即迅速聚集。

　　民生為本轉變管理思路

　　深圳“舞王大火”，把無證經營問題“燒”出水面。大火過后不到一星期，“舞王”歌舞廳所在的深圳龍崗區，檢查卡拉OK歌舞廳、賓館、網吧等場所3477家，發出整改指令書255份，取締和關閉無證照、違法經營場所818家。

　　企業之所以不辦，或者辦不到營業證照，大多不是經營本身有問題，而是所租賃的營業場所沒有合格的房產證。這些房屋，或者是農村居民的宅基地房屋，不可能辦到房產證；或者房產性質是住宅，而不是商用。

　　而不少基層政府之所以長期對無證經營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是因為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都明白：“地下經濟”的存在有著現實需求，如果這里的“地下經濟”統統關閉，當地將會到處是失業人群，龍崗人就會吃不上飯、理不上發，經營者，尤其是普通消費者將會非常不滿。

　　基于此，“舞王大火”后，深圳一些地方已經正視現實，突破營業執照發證的“政策底限”，不再強求必須有商用房屋產權證。深圳某街道辦宣傳干部告訴本刊記者：當地正在組織人力，集中辦理工商營業執照，普通的飲食娛樂場所等，只要符合消防標準，就發給營業執照。

　　但這樣的地下經濟“轉正”之路，還剛剛起步。以民生為本合理設定行業準入標準，以扶持促規范，仍有很大探索空間.

　　“石巖事件”后，本刊記者在深圳寶安、龍崗區采訪，一些街道、村干部反映說：是不是一定要徹底“禁摩”，我們真的很動搖。他們說，明擺著的嘛，在現階段，沒有摩托車，很多事情真的辦不了，比如：沒有摩托車，菜販子怎樣把菜拉到農貿市場？就是我們自己的干部下鄉、警察巡邏，都要靠摩托車。

　　“摩托仔”們特別懷念光明正大掙辛苦錢的美好時光。“摩托仔”任先生說，從1996年至2002年，石巖街批準了500輛摩托車運營，每月繳納300元管理費，每月政府組織開會一次。大家穿上反光材料制作的制服上路。

　　“那時候，日子特別開心，大家還主動擔當義務治安員，協助警察打擊車匪路霸和飛車搶奪”，任先生說。(鐘玉明吳俊彭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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