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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人員辦公期間利用電腦玩撲克牌游戲，結果，主管所長因監管不力被行政問責，作書面檢查并扣發當月獎金；窗口工作人員辦公期間因與同事“吹牛”拖誤了3分鐘，結果，主管局長因監管不力，被罰款500元，并被考核扣分，今年評優無望……

　　今年3月1日，云南省全面啟動行政問責制，截至8月20日，先后問責542名各級領導干部，其中廳級干部13人，迅速形成了一股問責風暴。同時推出的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和限時辦結制，與行政問責制相互聯系，形成了下級犯錯、上級“連坐”式的問責體系，并逐漸開始成為一種長效機制。

　　2008年6月13日，云南南部邊陲的紅河蒙自縣。

　　蒙自地方稅務局一分局的一名窗口工作人員，在辦公期間，與同事“吹起了牛皮”，結果，他的這一舉動，引起了前來辦理業務的肖先生的不滿。肖先生將自己的不滿告訴了前來暗訪的《紅河日報》記者：“原本我的事情兩分鐘就能辦好，就因為辦事的工作人員忙著和另一名工作人員‘吹牛’，結果耗時5分鐘。”

　　6月17日，媒體對此事進行了曝光，結果，在蒙自縣地稅局引起了一場“地震”。

　　典型案例

　　員工吹牛誤事局長被罰

　　蒙自縣地稅局是省級文明單位，但突然被通報批評，只因員工與同事“吹牛”延誤了3分鐘，局長趙勝榮說，他的臉面“再也掛不住”了

　　6月19日，蒙自縣地稅局局長趙勝榮被叫到了縣政府，他與地稅局被通報批評，要求反思并整改。

　　蒙自縣地稅局是省級文明單位，在去年的行風評議中也得了高分，但突然間被通報批評，只因為一名工作人員辦公期間與同事“吹牛”延誤了3分鐘辦公時效，趙勝榮說，會上，他的臉面“再也掛不住”了。

　　散會已是下午5時，距下班時間不足半小時，但趙勝榮沒有直接回家，而是電話通知縣地稅局中層干部以上領導，緊急召開整改會議。

　　那次會議氣氛很凝重，并一直開到黑夜。會后地稅局對“因‘吹牛’拖延了辦公時間”者進行了調查，并給出了處理結果：每人罰款200元。

　　“犯事”的員工受到了處罰，而趙勝榮與當日值班的副局長，同樣受到了問責，兩人因監管不力，均被罰款500元，而且年度考核要被扣分。

　　從事了26年稅務工作的趙勝榮昨天對早報記者說，他比誰都清楚，“年度考核扣分”意味著什么。“我們單位去年被評為‘一級局’，今年是不可能了。”趙勝榮說，單位被通報批評被扣分，扣分的單位是沒有機會評選“一級局”的，而評不上“一級局”意味著沒有了優厚的獎金，沒有了政治上的榮譽。

　　單位的榮譽沒有了，趙勝榮的個人仕途也將受到影響，“年度考評被扣分，影響評優。”趙勝榮說話的語氣依舊平緩。

　　其實，因員工服務不到位，而被行政問責的不止趙勝榮一人。昆明市西山征稽所的所長晏波，也遇到了類似的事情。因為“一名工作人員在辦公期間玩撲克牌電腦游戲”，這名現年34歲的所長與他的副手分別作了書面檢查，并被扣發當月獎金。

　　深度剖析

　　“管的就是首長不作為”

　　我國現行的是“首長負責制”，依據權力與責任的對等，“一把手”權力大，就應負相應責任，實質性的“連坐式”問責，符合“首長負責制”要求

　　只因員工在辦公期間“吹牛”、“電腦打撲克”，行政首長就因此被行政問責，趙勝榮與晏波內心起初未免會覺得有些冤屈，但他們明白，這是云南省推行四項制度的結果，是建設服務型政府的舉措，“都是按規章制度來辦事的，不冤枉，我接受。”兩人均如此表態。

　　這四項制度，就是云南今年3月初在全省范圍內推出的行政問責制、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和限時辦結制。這四項制度都有細化環節，例如行政問責制，規定了“辦事拖拉、推諉扯皮，監管不力、處理不當”等10種問責情況，并寫明了10種問責方式。服務承諾制則是公開向社會承諾服務事項，接受監督；首問責任制是第一位接待的辦公人員要在職責內給老百姓充分辦理公務或給出指導；限時辦結制是在承諾的期限內，完成辦公。

　　四項制度各有效力：問責制解決行政不作為的問題，服務承諾制解決行政不負責的問題，首問責任制解決服務質量差的問題，限時辦結制解決辦事效率低的問題，這四項制度相互牽制，可形成一個長效機制。四項制度是2008年云南省政府頒布的第一項政令，同時，這也是新一屆云南省政府頒布的第一項政令。而據云南方面稱，以如此聲勢抓政府自身建設，注重依法行政、廉潔自律，接受群眾監督，在全國各省級政府中，還是第一家。

　　復旦大學國關學院教授浦興祖充分肯定了上述四項制度，他認為這將建設服務型政府的理念與目標，落實到了制度上，且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從這一點說，云南推行四項制度，具有歷史性進步。”

　　“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主要是為了管理公務人員的行政不作為。”云南省人事廳“三制辦”負責人楊毅解釋道。“而行政問責制是解決‘一把手’的不作為與亂作為。”問責辦的楊文富說道。

　　在四項制度中，“行政不作為”是非常重要的一項監管對象，而行政問責是在法律與紀律之外的問責，為此，有人稱“四項制度”為行政管理意義上的“反瀆職”。浦興祖教授認為這一觀點比較貼切。而云南省官方則認為，行政問責是解決法律和紀律難以追究的情形和問題，并與之銜接和相互補充的措施。

　　云南的行政問責制中，各級領導干部特別是“一把手”，既是落實四項制度的責任人，又是問責的主要對象。為此，在問責中，形成了“連坐式”的問責。

　　“違背了服務承諾，辦公人員被投訴、曝光，‘一把手’就會被問責，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做不到位，也會有如此的結局。”楊文富說道。

　　“員工服務質量不好，說明我教育不好，管理不到位，督促不嚴，我有責任，下次員工被罰200元，我也會跟著被罰款500元。”趙勝榮在被問責后，對下屬剖析了自己的責任，同時也扔下了一句“首長”慣用的老話，“下次你們再犯事，上級問責我，我回來就會拿你們‘開刀’。”

　　浦興祖說，我國現行的是“首長負責制”，依據權力與責任的對等，“一把手”權力大，就應該負擔相應的責任，實質性的“連坐式”問責，符合“首長負責制”的要求，“一把手”被問責后，可以在內部問責具體辦公人員。

　　風暴中心

　　13名廳級干部9人為公安

　　對24個率先公開服務承諾的省級部門的服務態度、辦事效率等的調查顯示，“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比例都在85.88%以上

　　有了省級領導的重視，有了制度性的建設，四項制度推行以來，有了初步成效。從3月至8月20日，云南先后問責各級干部54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干部171人，鄉科級干部295人，一般干部63人；從問責方式看，給予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的占31.18%。由此，“全省各級行政機關作風明顯轉變，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得到增強”。

　　而在社會調查中，對24個率先公開服務承諾的省級部門的服務態度、服務質量、辦事效率、依法行政等方面，表示“滿意”和“基本滿意”的比例都在85.88%以上。

　　浦興祖說，“行政問責”并非今日才有的熱門話題，在云南行政問責制度推行之前，我國的一些地方政府也曾就行政問責進行過嘗試，但效果均不太理想，很多地方、很多時候卻淪為一紙空文，有的僅僅在大的公共突發事件上搞“火線問責”、“風暴式問責”，但云南“四項制度”一齊推行，比較有力度，比較新穎，針對性強。

　　“目前有了初步成果，但還需不懈努力。”浦興祖說，行政問責屬于政府部門內部的問責，應逐步加強社會各方面對政府部門的監督，例如，加強人大對政府的問責；此外，三級“問責辦”屬于分級管理，三級是指導與監督的關系，“日后應考慮并健全對問責機關的問責。”

　　云南省委組織部副部長、省人事廳廳長解毅則表示，四項制度的實施過程是政府轉型的過程，也是構建“民本”為核心的新型政府文化的過程，除了在思想上要從“官本位”向“民本位”轉變，還要以量化的指標體系推進績效評估的法制化。

　　此外，在行政問責中，一些公務人員被勸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這打破了公務員“只進不出”的慣例，而國家公務員局正加快正常退出機制等法規政策建設，公務員面臨“不稱職就離職”。

　　早報記者在采訪中，得知民眾對問責的“大官”更感興趣，想得到更多的信息，但遺憾的是，云南省并未公布被問責的13名廳級干部的詳細信息，記者也僅僅了解到其中有9人就職于云南省公安廳。“公布被問責的13名廳級干部的詳細信息，是必要的，做好事就要盡量做好。”浦興祖說道。

　　在采訪中，楊文富說他不喜歡媒體用“問責風暴”來形容云南的問責制，因為“云南的行政問責不是一時，而是一個長效機制”，而楊毅則告訴早報記者，“三制辦”正在著手制定科學完備的“三項制度”的考評方法，使三項制度更加系統化。

　　機構揭秘

　　省級“兩辦”編制僅10人

　　從3月至今，在當地媒體對“問責風暴”的報道中，“問責辦”屢見報端，但“三制辦”寄居在一幢普通的辦公樓內，很少有人知曉

　　云南為了推行四項制度，專門成立了兩個部門：問責辦與三制辦。一時間，這兩個部門披上了神秘的面紗。

　　其實，目前這兩個部門都在相對簡陋的辦公室內辦公，分別隸屬監察部門與人事部門。云南省政府在省監察廳專門成立了云南省問責辦公室，定為正處級部門，定編5人，全面負責省政府的問責工作和全省行政問責的組織、協調、督促檢查和指導工作，并在工作經費上給予保障。此外，州市、縣也建立了“問責辦”，三級“問責辦”屬于分級管理的模式，而問責形式實行“一級抓一級”。

　　“三制辦”，即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辦公室，隸屬于省人事廳，與問責辦一樣的級別和人員編制，承擔著綜合管理和指導全省行政機關“三項制度”工作，研究健全實施“三項制度”的辦法等職能。

　　“一個臺前，一個幕后！”知情人士這樣形容“問責辦”與“三制辦”。從3月至今，在當地媒體對“問責風暴”的報道中，“問責辦”屢見報端，但“三制辦”寄居在一幢普通的辦公樓內，很少有人知曉。“我們在幕后做了大量工作。”“三制辦”的楊毅說，他們目前只有4個人(還有一個編制目前空缺)，要完成三項制度的全面落實工作，工作量大，“看各類文件，研究方案，經常加班加點。”

　　四項制度得到了省領導的重視，省委書記白恩培就行政問責工作作出批示，而省長秦光榮則堅持每月專題研究一次全省實施行政問責等四項制度工作。

　　由此，“問責辦”與“三制辦”的辦公人員不管是臺前還是幕后，都覺得自己的工作“很洋氣”。(東方早報 于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