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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云南“問責風暴”引來了一片叫好聲。

　　8月21日，云南省監察廳向新聞媒體通報了“行政問責辦法”、“服務承諾制”、“首問責任制”、“限時辦結制”等四項制度實施半年來的成效：截至8月20日，云南全省先后問責各級領導干部542人，其中廳級干部13人、縣處級干部171人、鄉科級干部295人。給予調整工作崗位、停職檢查、勸其引咎辭職、責令辭職、建議免職問責的169人，占總數的31.18%。

　　云南省這種雷厲風行地制定問責辦法并雷厲風行地予以執行的做法，被媒體稱為“問責風暴”，我以為從目前來看這一評價大體恰當。

　　不過，是風暴就必然會具有間歇性特點，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漸漸平息。于是，人們在評論云南的問責風暴時不免會生出些擔心：問責制在云南有了良好的開端固然值得欣喜，但這一制度畢竟才運行半年，還僅僅是個開始，問責制如何才能真正變成我們行政管理體制的內核，實現常態化、普及化？

　　這樣的擔心還有一個更加充分的理由支撐，即云南的四項問責制度從一開始就是自上而下“高調啟動，強勢推行”的：從今年1月新一屆云南省政府第一次全會通過問責辦法并以一號令下發，到5月30日云南省長秦光榮要求在全省縣以上行政機關全面推行，再到云南省為此建立的聯席會議制度(由省政府辦公廳、省監察廳、省人事廳、省政府法制辦、省政府新聞辦、省政府督察室主要領導為成員，下設問責辦和三項制度辦公室)，均體現了這種“自上而下”、“上命下從”的特點。我們當然對這種自上而下強勢推行問責制的做法表達敬佩，但我們擔心的是，既然此類問責制能夠在黨政領導人的推動下大張旗鼓地推行，那么，它會不會因為黨政領導人的更迭而急劇地偃旗息鼓？

　　應該說，經過五六年的發展，發端于2003年非典期間的問責制，已經成為中國現代政治生活中的一種官民共識：不僅貪官污吏要下課，庸官懶官也要下課；不僅直接責任人員要負責，承擔領導責任的有關人員也要負責；不僅違法犯罪的官員要承擔相應的責任，即使不構成違法犯罪但由于“官德”出問題的也要承擔相應的責任。

　　不過，在問責制推行過程中，我們也發現了一些意料中的“中國特色”：許多地方官員熱衷于大轟大嗡地出臺問責制度，至于制度出臺之后的具體問責則雷聲大，雨點小，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有的地方僅僅在民憤大、社會關注度高的公共突發事件上搞“火線問責”，在日常工作中，則少見問責，多見的是“太平官”、“和事佬”。簡言之，“問責風暴”易見，問責常態難求。

　　云南“問責風暴”的出現，讓我們更加急迫地思考一個問題：如何實現問責從風暴到常態的轉變？

　　個人認為，要促成這種轉變，有兩個因素十分關鍵：一是實現問責制從“自上而下”的推行變成“自下而上”的自覺行動，不僅能將上級對下級的“查問”落到實處，也能將下級乃至平民百姓對上級和領導的“疑問”及時關注并一一化解，如此，問責制才有生命力。二是讓新聞媒體及時公開地介入，對問責的提出、問責的過程、問責的結果以及被問責人的事由、身份、處分情況，均通過媒體及時主動毫無保留地向社會公布，避免過去那種丑事不見人的心理，使問責制真正成為監督百官的利器，如此，問責才有權威性。(作者：吳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