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權之訴 五花八門
“中國(成年)觀眾作為消費者，相比其他國家和地區能夠看到更完整版本的消費者，并不低人一等，并不缺少判斷力和欣賞水平。這樣的行為，侵犯了中國法律所保護的公平交易權。”
2007年底，當電影《色戒》在中國大陸席卷票房的時候，一則關于《色戒》的“花邊新聞”讓人稱奇。法學博士生董彥斌因自己在北京華星國際影城未能觀看到完整版《色戒》，怒而起訴華星影城和國家廣電總局，稱影城侵犯了他的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廣電總局則未建立起電影分級制度，有違社會公共利益。因董彥斌不能提供完整版《色戒》作為證據，北京市西城區人民法院未予立案。
此前，國家廣電總局早已因刪除該電影部分片段招來不滿，因此董彥斌的起訴行為贏得了一部分人的贊許。
但與前些年的維權訴訟相比，這次因《色戒》刪節導致的起訴行為“人氣”明顯有所下降。一位時評作者在文章中寫道：我驚聞中國政法大學一個法學博士要起訴廣電總局及北京某電影院，稱“劇情結構不完整，侵犯了消費者的公平交易權和知情權”，不由大跌眼鏡，并感嘆現代市民和傳媒炒作技術含量的低下。
而某網民則動用了自己的聯想力——照這種思路，董彥斌這一輩子可打的官司就太多了。跟實際歷史事件相比，現有歷史書籍的記錄肯定是不完整的，那董彥斌是不是要去告這些書籍的作者還有出版社，說歷史書記錄不完整或以偏概全，影響了讀者的知情權？甚至，董彥斌是不是要去告自己的導師，說他講課沒有嚴格按照法律教材作者的原始思路講，進而侵犯了自己的知情權？
與此幾乎同時發生的另一起訴訟事件，是因數次“叫板”鐵路系統而聞名的郝勁松，起訴近期炒得沸沸揚揚的“華南虎門”的主角——陜西農民周正龍。周正龍因在鎮坪縣境內拍得華南虎照片而獲陜西省林業廳獎勵。照片在網上發布后，卻被廣大網民疑為年畫照。郝勁松認為，作為一名看到這張照片的普通讀者，自己受到了欺騙，要求周正龍賠償精神損害費1元。郝勁松的家鄉——山西省定襄縣法院也未受理此案。
郝勁松發動這場訴訟得到的評價同樣也是“毀譽參半”。譽者，認為這種凡事較真的精神值得推崇，將會推動中國的法治進程。毀者，則覺得這實在是無病呻吟，小題大做，嘩眾取寵，并讓人感到郝勁松以往的訴訟目的也不那么單純。更有人戲謔道：如果如此微小的精神損失也值得打一場官司的話，那建議郝勁松去起訴那些禍國殃民的主流經濟學家。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荒謬言論給老百姓造成的精神上的損失，何止比華南虎照片作假造成的危害嚴重1萬倍。這樣的官司無論是轟動效應還是社會價值，都比起訴周正龍有意義得多。此外，許多官員們夸夸其談、胡說八道，建議郝勁松也醞釀一下起訴他們的可行性。
根據普遍的認識，1996年的“一塊二官司”是中國維權運動的起點。從“一塊二官司”，到1998年的“一元交通費官司”，再到2001年的春運火車票價上浮案，乃至今年的深圳市民狀告車管所駕照考試權案，維權訴訟遍及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事實上確實起到了推進社會法治進程的作用。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所博士后研究人員簡海燕認為：“法治的進步就是通過一個個具體的訴訟請求、一個個具體權利的實現，以及對侵權者的懲罰來實現的。”
但縱觀十年的維權史，一種微妙的變化正在發生，那就是維權之訴的客體似乎越來越不著邊際了。
濫訴之爭 高下難分
丘建東，原福建省龍巖市新羅區質量技術監督局副局長，后辭職成立一家法律事務所，“一塊二官司”的原告，號稱“中國公益訴訟第一人”。
丘建東在任質監局副局長時，常以“痛苦的哲學家”自居，不喜歡按部就班的生活，“很想做點什么事情。這一輩子都在思考如何變得不平凡”。
1996年，讓他變得不平凡的機會終于降臨了。他在當地打電話時，發現電信局在半價時段仍收全價，多收了他6毛錢，于是援引消法進行雙倍索賠，“一塊二官司”勝訴，丘建東因此一舉成名。
此后，丘建東給自己定的標準是每年打兩三起“公益官司”。2000年12月，他狀告黃山地名混亂誤導消費者，索賠1元。2001年7月，他因購買的電話號簿上查不到國家機關重要部門電話，狀告北京某電話號簿公司，要求退書并賠償。2004年9月，他狀告廈門航空公司，要求返還機場建設費50元并訴請撤銷機場建設費。2006年4月，他把福建省上杭縣郵政局告到法院，訴稱按照福建省郵政局規定，省內同城特快專遞收費為10元，因此，上杭縣郵政局對同城特快專遞收費20元的標準有誤，要求退還其10元費用。因為此案，丘建東獲得了800元的政府獎勵。
2006年，丘建東對媒體頗為自豪地表示：“十年前，我創造了‘一塊二官司’，十年后又創造了‘中國第一的政府獎勵公益訴訟案’，這說明我還是一個領跑者。”
作為一名法律工作者，丘建東認為：“一些普通的訴訟就像雞啄米。比起低頭啄米的雞，我喜歡做的是仰望星空的思想者，雖然痛苦，但是也很快樂！”
他思考的結果還包括兩起奇思妙想的官司：在攻讀四川大學網絡教育學院法學系專升本時，丘建東認為《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教科書中“宗教本質上是麻醉勞動人民的精神鴉片”一句話有違憲法中“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條文，起訴四川大學，要求對方改正并賠償精神損失1元。新羅區政協委員換屆選舉的時候，丘建東給區委書記接連寫了幾封信，表示希望自薦成為區政協委員而未獲答復，遂起訴區委。
“丘建東打一塊二官司的時候，應該說是一腔熱血，但是這些年他打的這些(公益)官司，有些簡直是牽強附會，無非是自我炒作，想擴大自己的知名度，拉生意罷了。”丘建東設計的一些訴訟，并未得到好評。
對此，丘建東的反應是：“我認為自己做公益訴訟和接受媒體采訪，是思想上的張揚而不是作秀。通過媒體把我打公益官司的事情廣而告之，這樣會使得我做的事情具有轟動效應，這樣才能引起上層、制度層面對它的關注，對它進行研究和思考，從而推動制度的進步。”
因此，丘建東并不在意有些訴訟是否有獲勝的可能。在他看來，有時只要提起訴訟，并且廣而告之，維護公益的目的就達到了。這頗有些“明知不可而為之”的意思，也是相當一批“維權斗士”們的準則。
但據一位法律學者的觀點，“權利只有受到侵犯才允許起訴，換言之，行使訴權的出發點是原告對司法救濟確有需要。英美法系的典型代表英國法多年以來也一直承認這一概念，認為只要起訴者有惡意和缺乏合理的原因，即構成濫用訴權。所謂‘缺乏合理的原因’是指對勝訴的可能性缺乏合理的信心，而且訴訟結果是原告的敗訴”。
近年來，圍繞訴訟領域是否存在濫訴的問題，一場爭論正在進行。
一方認為，只要是法律規定的訴訟權利，且符合訴訟條件，就都是合法權利的行使，不存在濫用訴訟權利的問題。訴訟的提起首先要通過法院的審查，只要是法院審查后立案的訴訟，就說明原告確有訴權，因此“濫訴”并不成立。
而另一方則認為，當前由各種瑣事引發的官司層出不窮，如“親吻權”、“哺乳權”、“追悼權”、“戀愛權”訴訟等等。為炒作而訴訟者有之，為牟利而訴訟者有之。乍看，這種權利意識覺醒、法治觀念勃興的大好局面，不正是我們所追求的嗎？其實不然。訴訟如果陷入“濫訴”，是對公正、誠信等法律和道德價值的極大違背，它不僅損害了正常的訴訟秩序、浪費國家司法資源，而且還會造成更多的權利減損。正如有學者指出，濫訴并不意味著法治的進步，至多只是權利意識的表面啟蒙和法治的泡沫而已，它會在短時間內造成社會生活過度法律化，權利意識過分膨脹而盲目，同時，還忽略了法治所必不可少的法理觀念和所需要的法律技術，如權利本質、權利等級及權利的可補救性等，這實在不是法治的福音。(侯曉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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