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8日，APEC就氣候變化問題發表宣言，強調應對氣候變化挑戰需要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的參與，同時又要尊重各經濟體情況的不同和能力的差異，并在此基礎上建立一個2012年后應對氣候變化的國際安排。會議還達成了在2030年前將亞太地區能源強度降低25%的意向性目標。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會議上表示，中國一貫高度重視氣候變化，成立了國家應對氣候變化領導小組，頒布了一系列法律法規，制定了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方案等。
冰川正在流失它的高貴，颶風帶來更多的災難，臭氧層空洞日益擴大……100年來全球氣候變暖，已是不爭的事實。同樣不爭的事實是，氣候變暖的主要原因跟人類的活動，尤其是二氧化碳排放有關。如何應對氣候危機，尤其是減少因人類活動而產生的對氣候危機的加劇，已成為全球所有責任國家和組織思考的問題。
APEC就氣候問題的宣言，對抑制全球氣候變暖是積極信號。事實證明，在參與全球事務、共建人類福祉方面，APEC各經濟體已經開始以更加積極、務實的態度，履行其相應的責任與義務。另一個值得關注的信號是，在APEC召開前，美國總統布什在與澳大利亞總理霍華德的會談中，就兩國合作倡導解決氣候變暖問題達成一致，這也是重要的立場變化。
當某個問題成為全球公共事件，并獲得高度關注時，常常也意味著它將可能面臨良性轉機。但在氣候問題上，這樣的共識并不容易獲得。美國加州大學氣候變化問題專家娜奧密•奧雷斯克斯曾表示：“人類意識到這個問題已經很長時間了，但采取的行動卻非常滯后。”不錯，美國雖然也承認大氣中的二氧化碳，與日益升高的溫度之間有聯系，但依然在2001年退出了《京都議定書》。正是由于執行機制軟弱，持續不斷的“南北爭端”以及某些大國的不合作態度，使《京都議定書》并沒有能夠有效遏制氣候變暖，促進各方達成真正共識。
更重要的是，發達國家憑借技術優勢設置綠色貿易壁壘，行環境貿易保護主義之實，使原本需要共同應對的環境問題利益化、政治化或工具化。比如，歐盟及一些發達國家由于多年來鼓勵環保技術、產業的發展，產品擁有巨額利潤預期，因此他們非常積極地推動應對氣候變化措施。可隨之帶來的，是發展中國家的產品，可能會被其拒之門外。與此同時，關于APEC對氣候問題的宣言，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旨在限制發達國家溫室氣體排放量的《京都議定書》將于2012年到期，新一輪“全球氣候談判”迫在眉睫。這是一直在減排問題上，持消極態度的發達國家，突然采取主動的原因所在。這意味著，如何在一個相對公平的、尊重各國經濟發展實際的平臺上博弈，是取得最大共識的關鍵。
《京都議定書》實施以來的困境，恰恰是今后國際政治必須解決的問題。此次APEC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提出“強調應對氣候變化挑戰需要國際社會所有成員的參與，同時又要尊重各經濟體情況的不同和能力的差異”，是一個進步，更應成為國際共識。除此之外，更需要將全人類利益的最大化和國家責任的制度化，作為抑制氣候變暖這種全球共識的核心理念。假如一些國家仍舊將更多的責任推給他國，而拒不對環境或氣候問題做出實質性的承諾與安排，抑制氣候變暖將依然步履維艱。
無論如何，人類只有一個地球，“生態政治”也將越來越多地成為國際政治的方向。在這種趨勢下，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不僅需要以更加積極務實的態度為減排做出更大貢獻，還需要深入探討如何將化解氣候危機，轉化為提升國家競爭力的過程。這是一種責任，更是一種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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